【美国VS中国：律师之国挑战工程强国】
（大西洋日报）今年春季，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后，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实力仅仅提醒了他，就迫使他做出了让步。4月2日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不久，北京突然暂停了稀土磁铁的出口。
全球汽车制造商陷入恐慌。这些磁铁——在中国工厂生产，采用主要从中国矿山开采的关键金属——已成为汽车制造的关键部件。
中国生产着全球90%的稀土磁体，而稀土磁体并非北京能够阻止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唯一产品。数十年的产业政策和强劲的创业精神，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机器。中国企业也是许多药物成分（尤其是抗生素和布洛芬）、电池材料以及各类电子元件的主要生产商——更不用说智能手机、家用电器、玩具以及其他美国消费者所需的制成品了。
在切断稀土磁铁供应方面，北京官员只是动了一根手指。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本可以扼杀美国经济的关键部门。
美国为何会向中国损失如此多的生产能力，并最终陷入如此脆弱的境地？不妨这样想：中国是一个工程型国家，将建设项目和技术领先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而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热衷于通过制定规则而非生产物质产品来保护财富。历届美国政府都试图通过法律主义来对抗北京——征收关税并设计日益严苛的制裁制度——而工程型国家则通过建造更好的汽车、运转更顺畅的城市和更大规模的发电厂来创造未来。
工程师几乎统治了现代中国。大规模的建设是当今中国的特征。1993年——中国修建了第一条现代化高速公路的年代——出生的人，在18年后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时，就能驾车穿越比美国州际公路网长度还要长的公路网。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北京的官员们指示建设高桥、大坝、大型发电厂以及全新的城市。在政府鼓励制造业的政策推动下，企业部门也专注于生产。粗略的经验法则是，中国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包括结构钢和集装箱船等必需品。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是由律师组成、由律师治理、并为律师服务的政府。超过一半的美国总统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从事过法律工作。约有一半的现任美国参议员拥有法学学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曾担任工程师：赫伯特·胡佛，他通过采矿业积累了巨额财富；吉米·卡特，他曾在海军潜艇上担任轮机长。（胡佛和卡特因许多事迹而被人们铭记，尤其是他们糟糕的政治直觉，导致他们在选举中惨败。）
乔·拜登的经济政策充斥着律师的本能，它无视“看不见的手”，倾向于对经济进行“手术”——为一家公司提供补贴计划，对另一家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拜登希望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来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但他政府的法律承诺却一再阻碍着建设的步伐。行政机构过于沉迷于制定规章制度，以至于最终几乎没有什么建设成果。在选民再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之前，为农村地区连接宽带或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的努力几乎没有动工。
特朗普并非律师，但他和许多美国富豪一样，对利用法庭来获取自身利益并不陌生。他的商业生涯和总统任期充斥着诉讼：针对商业伙伴、政治对手、新闻媒体，有时甚至针对他自己的律师。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也带有诉讼的意味：四处散布指控，恐吓民众放弃反对，在舆论法庭上抹黑他人。拜登行事沉稳，注重程序，而特朗普则自然倾向于赤裸裸的法律斗争。
律师社会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如果没有法治，没有建立富人感到安全的投资环境，就不可能打造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仍然是全球大多数最有价值公司的所在地，部分原因是律师保护了这些公司利用知识产权获利的权利。但富有的公司和个人能够轻易地在法庭上维护自身利益，这很难保证一个社会能够取得广泛的经济进步。
美国犯了一个地缘政治错误，让律师们在贸易和科技问题上与中国摊牌。特朗普政府首任总统对中国商品征收了首轮关税，并将数十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拜登政府则完善了技术出口管制，设计了精妙的网络，将中国芯片制造商、电信公司以及任何希望部署人工智能的公司都纳入其中。与此同时，中国则围绕着科学家和工程师。
中国理解苏联是通过重工业发展而强大和现代化的。中国于1953年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规划，今年秋天将完成“十五”规划的收尾工作。
此后的岁月里，持续不断的建设增强了共产党的政治韧性。如此多的房屋、桥梁和发电厂的建设意味着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物质利益得到了广泛普及。过去40年，中国公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公园和地铁网络的稳步改善，让城市居民对未来更加美好充满期待。以我的经验来看，当中国人指着夜晚无人机飞行闪耀的新城，或指着闪闪发光的高铁网络将彼此连接起来的大都市时，他们流露出由衷的自豪。想要打动十多亿人，一个方法就是大量浇筑混凝土。
中国也已发展成为能源超级大国。二十年前，中国的发电量约为美国的一半。如今，发电量已是美国的两倍。北京一方面试图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另一方面引领世界推行“全覆盖”能源战略，包括煤炭、核能、风电，以及数量惊人的新增太阳能发电能力。北京最近宣布修建雅鲁藏布江大坝，该大坝的水泥用量将是胡佛大坝的60倍，并将使本已庞大的三峡大坝相形见绌。到今年年底，中国目前销售的汽车中将有一半以上是电动汽车——这又是强力政策的产物。
这个工程强国在军工产品制造方面也同样高效。中国生产的民用无人机约占全球总量的80%，这些无人机可以轻松改装用于战场。中国的造船能力约为美国的200倍；根据美国总审计局的数据，许多级别的美国海军舰艇的交付延迟时间长达三年。去年12月，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美国真的与中国军队交锋，其军火库存将“迅速耗尽”。美国已经失去了维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生产能力。美国制造业产出从未恢复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那时起，制造业劳动力减少了100万人。
美国因注重程序而非结果而丧失了完成任务的能力。2008年，作为美国现代经济熔炉的加州居民投票决定资助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高铁建设。同年，中国开始建设北京至上海之间的高铁。这条中国高铁于2011年开通，耗资330亿美元。在运营的第一个十年里，它已累计运送了超过13亿人次旅客。
投票提案提出十七年后，加州修建了一小段铁路，连接中央谷地的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都离旧金山或洛杉矶都不近。加州铁路线的最新估算成本为1350亿美元。官方估计，加州铁路的第一段将于2030年至2033年之间投入运营。这意味着误差幅度为三年——与中国修建整条京沪高铁所需的时间相同。
即使是规模小得多的项目，比如公共卫生间、公交车站遮阳棚，也往往以失败告终，令人尴尬地延期或超出预算。如今的美国人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废墟之中，残存的基础设施几乎得不到维护，也很少得到扩建。结果，人们深深地感觉到一切都行不通。
美国并非一直如此。它曾拥有强大的工程实力，建造了长长的铁路、气势恢宏的桥梁、美丽的城市、威力惊人的战争武器以及登月火箭。19世纪，美国人口激增，经济增长迅猛，政治精英们一致认为，其广阔的疆土需要修建运河、铁路和高速公路。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建设热潮逐渐放缓。
后来发生了什么？美国公众对环境危害、当时挤满城市街区的高速公路以及与大公司关系密切的行业监管机构发起了反抗。法律界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之前，著名律师纷纷进入政府，推动罗斯福新政等项目。之后，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学院学生追随年轻的拉尔夫·纳德的脚步，后者致力于监督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起诉这些混蛋”是那个时代的口号，呼吁环保人士和其他活动人士将政府机构告上法庭。
那个时代的一种正义冲动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体力劳动是不可取的，并剥夺了社会自我完善的能力。许多美国最聪明的工程师没有去扩建新的地铁系统、建造核电站或稀土加工设施，也没有去设计新的输电线路，而是被华尔街和硅谷所吸引，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更多乐趣，赚更多的钱。
尽管建设进展缓慢，但律师队伍是美国对抗中国巨大优势的保障：多元化，即多元文化在平等保护下共存发展的能力。美国人正在就如何让国家变得更好展开激烈的辩论。美国比欧洲更具活力，可以回顾自身的历史，找到未来的道路。你可以在遍布全国的庞大工业工厂中看到“工程之国”的遗迹。美国人可以借鉴这一遗产，为国家下一轮转型做好准备。
我喜欢想象，如果两个超级大国都能采纳对方的“病理特征”，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如果中国能更加注重法律程序，即为个人提供实质性法律保护，中国会变得更好。美国需要一种工程文化来建造房屋、建设公共交通以及打造实现去碳化所必需的能源系统。最终，如果美国拒绝建设，它将受制于那些愿意建设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