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潍坊，陈昌奉端着粗瓷碗刚坐下，碗里的玉米糊糊还冒着白气，混着腌萝卜的咸香，这是他在部队待了二十多年养成的午饭习惯。这时警卫员连门都没敲就冲进来，声音劈了个叉：“司令员！北京来的车，伟人……伟人说要见您！” 陈昌奉手里的碗“咚”地磕在石桌上，洒出来的糊糊烫了手，他却像没知觉似的，猛地站起来就往门口跑。 军装第二颗扣子松了线，晃悠悠地挂着；军裤膝盖处磨出的白印子，是常年骑马留下的；连早上刚擦过的皮鞋，后跟上还沾着块没来得及蹭掉的泥巴。 这副模样，跟平时给战士们训话时那个腰杆挺得笔直的司令员，简直判若两人。 没人比军分区的人更清楚，陈昌奉这不是慌，是心里头那根弦被猛地拨动了。 1930年，江西兴国那个十四岁的穷小子，背着个打补丁的包袱闯进红军队伍时，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分到伟人身边当警卫员。 那七年，他跟着爬过夹金山，雪粒子钻进衣领冻成冰碴子，他把伟人的公文包裹在怀里焐着；在延安窑洞，伟人伏案写文章到深夜，他就守在门口，把炭火烧得旺旺的，生怕冻着。 有次过封锁线，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他想都没想就扑到伟人身前。那些日子，他不光是警卫员，更像是在伟人身边长大的，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调门，都带着点耳濡目染的稳重。 1937年他离开伟人身边时，伟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到了前线，要记得，枪杆子要硬，心更要热。”这句话，陈昌奉记了二十年。 从抗日前线的普通战士，到解放战争时的营长，再到如今的军分区司令员，他身上的伤疤多了七八处，肩上的星牌换了好几次，可骨子里那点东西没变。 住的是仓库改的办公室，桌子腿断了用砖垫着；战士们练刺杀，他光着膀子就下场示范；地方上送的慰问品，全部分给伤病员。 有人说他“不会享福”，他总是笑笑：“当年在延安，主席补丁衣服穿三年，咱这点算啥？” 伟人这次来潍坊视察，原本行程里没安排见地方军官。听随行的同志说，路过军分区时，伟人突然问起：“这里是不是有个叫陈昌奉的？当年那个小鬼，现在怎么样了？” 就这随口一问，让司机踩了刹车。陈昌奉跑到大门口时，正好撞见伟人从车上下来，灰色中山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的布鞋沾着点尘土。 看到陈昌奉，伟人先笑了，伸手拍他胳膊：“昌奉，都长这么壮实了，差点没认出来。” 就这一句“昌奉”，把陈昌奉的眼泪给勾出来了。 他后来跟老战友说，当时脑子里像放电影，一会儿是长征路上伟人把马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棍子走；一会儿是在保安，伟人把仅有的一块腊肉分给战士们，自己啃窝头。 他想敬礼，胳膊却僵着不听使唤，最后只憋出句：“主席，您来了。” 两人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坐着，没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伟人问他部队训练抓得紧不紧，问潍坊老乡的庄稼收了多少，问他家里的婆娘孩子怎么样。 陈昌奉这才慢慢定住神，一五一十地说，说到战士们练投弹，他用手比划着姿势；说到地方上修水渠，他捡起根树枝在地上画草图。那股子认真劲儿，跟当年在伟人身边汇报工作时一模一样。 临走时，伟人指着他没系好的裤腰带笑：“还是这么毛躁。”然后正经嘱咐，“在地方上，别把自己当大官，多跟老百姓唠唠，他们的日子过好了，咱们的仗才算没白打。” 陈昌奉一直送到三里地外的路口，看着汽车扬起的尘土没了影，才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回到大院时，那碗玉米糊糊早凉透了，他让炊事员热了热，就着腌萝卜吃得干干净净。下午开干部会，他没提见了伟人的事，只说：“咱们当干部的，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 我十四岁当红军，那会儿就知道，跟着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人走，准没错。” 那时候的军营里，像陈昌奉这样的人不少。他们揣着革命年月里的一股子热乎气，把领袖的话当成过日子的章程。 不是说他们多特殊，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苦日子，把“平等”“实在”这些词，刻进了骨子里。 就像潍坊秋天的风，不张扬，却带着股劲儿，吹得庄稼地里的谷子，沉甸甸地弯着腰——那都是接地气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