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钱学森住的是别墅，屋里都是豪华的装修家电，出门是别克轿车，吃牛排海鲜喝牛奶。平时工作是和冯卡门、冯布劳恩这样的顶级科学家在一起，有最好的实验设备和大学生助手，可以研究世界上最顶尖的航空技术。 这生活有多“顶配”？住的，是帕萨迪纳的独栋别墅，带花园的那种。开的，是新款的别克轿车。吃的，是当时对咱们来说想都不敢想的牛排、海鲜，牛奶当水喝，还有专门的营养师给搭配。屋里头，洗衣机、冰箱、电视这些，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家电。 这还只是物质层面。更关键的，是他的事业环境。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喷气推进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学术圈金字塔尖儿上的人物。跟他一起喝咖啡、讨论问题的，是他的导师，航空航天领域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西奥多冯卡门。跟他隔空较劲、同台竞技的，是后来把阿波罗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德国火箭天才——韦恩赫冯布劳恩。这圈子，就是当时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复仇者联盟”。 他手底下有最顶尖的实验室，要什么设备有什么设备。带的学生，都是美国最聪明的那帮年轻人，一个个抢着来给他当助手。他研究的课题，是人类怎么飞出地球，怎么飞得更快、更高，是当时全世界最前沿、最性感的科学。 算笔经济账，他当时的年薪加上各种讲课、咨询费，一年下来怎么也得有两三万美元。那是什么时候？1940年代末！有人换算过，这笔钱的购买力，放现在怎么也得是个年薪百万美元的级别。 说白了，钱学森当时手里握着的，是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能拥有的最好的一切：顶级的物质生活、无与伦比的学术地位、最前沿的研究平台，还有无限的个人发展前景。 美国移民局都跟他拍胸脯，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入籍。 换作普通人，估计早就乐不思蜀了。但钱学森，他偏不。 1949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心里那团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他对妻子蒋英说：“我们该回去了。” 美国人一听他要走，立马就翻脸了。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贝尔直接放话：“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去！” 这话可不是开玩笑。 他们先是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然后开始监视、跟踪。后来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特米纳岛的联邦监狱。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他暴瘦了30磅，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晚上，狱警为了不让他睡觉，每隔15分钟就来开一次灯。 这种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折磨，目的只有一个：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屈服。 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朋友们的全力营救下，他虽然走出了监狱，但迎来的却是长达五年的软禁。一个庞大的别墅，从家变成了华丽的牢笼。特工24小时在他家门口蹲守，信件被拆，电话被窃听，行动被限制。 但钱学森是怎么做的？他就在这五年里，写出了《工程控制论》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你打压我，限制我，但你锁不住我的大脑。这份从容和坚韧，才是真正的硬骨头。 直到1955年，事情才有了转机。在中国政府的不断交涉和努力下，用11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才换回了钱学森。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离开美国国境的那一刻，他长舒一口气，说：“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祖国了。今后，我将竭尽全力，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从别克轿车到邮轮三等舱，从独栋别墅到百废待兴的故土，这条路，他走了五年。 回到祖国，物质条件那是一落千丈。没有别墅，住的是中科院分的普通宿舍。没有牛排，国家尽全力保障，也不过是比普通人好一些的伙食。没有顶尖实验室，几乎所有东西都要从零开始。 但他的眼神，却比在美国时更亮了。 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后来他成了“两弹一星”元勋，成了“中国航天之父”。他用算盘和计算尺，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我们国家擘画出了飞天遁地的宏伟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