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至1938年,匡亚明曾在延安担任康生的秘书。彼时康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而匡亚明1937年抵达延安后,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写作能力——此前他已是左翼作家、文化界名人——被分配至这一岗位,主要负责处理文件、起草文稿等文字及行政事务。 担任康生秘书并非匡亚明历史贡献与身份定位的核心。他作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和文化研究专家,成就集中在多个关键领域:在教育领域,他长期执掌高校,1955年至1963年任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校长,1963年至1966年、1978年至1982年两度担任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在学术与理论研究上,他深耕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晚年主持编撰200部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影响深远,还著有《孔子评传》《求索集》等代表作;在革命历程中,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投身党的宣传、理论与教育工作,延安时期除任康生秘书外,还参与创办中央党报《解放日报》,担任编委、专栏主编等职。 康生作为中共历史上极具争议、后被定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人物,其秘书这一身份,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及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匡亚明经历中需说明的历史关联。“文革”时期,匡亚明因此受到冲击,被诬陷为“康生黑干将”,这段秘书经历成为他被批判的“历史问题”之一,不过他本人也受到康生打压的波及,最终得以平反。 1938年前后约一年的秘书经历,在匡亚明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占比极小。提及“康生秘书匡亚明”时,更应将其视为他个人履历中特定时期的工作片段,真正定义他的,是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者、革命活动家这些核心身份,以及他在教育、学术和文化建设领域留下的卓越成就。 图片为康生。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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