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会议提出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毛主席，博古说他要再考虑考虑。正值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岂容考虑？毛主席说，我赞成你考虑，但不是考虑继续留在这个职务上，而是考虑把职务交出来。 说起我国近现代历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遵义会议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大节点。 今天一说“遵义会议”，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毛主席、红军长征、党内的重大转折，甚至是那种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 但如果真要把这事儿讲明白，得拉回1935年那个冬天，贵州遵义那座并不算大的城市。 那会儿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烈，损失不小，可以说生死存亡就在一线之间。党内外的压力都很大，指挥权该怎么调整，成了大家心里最重要的事。 其实，遵义会议开得并不容易。那时候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刚刚转移到贵州，前面走了不少弯路。 博古和李德负责的指挥，照搬苏联那一套，结果吃了不少亏。红军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很多老同志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觉得再这么搞下去不行了。 大家都知道，必须得有个说法，指挥权必须调整，否则红军有可能走不出困境。 会议开始后，气氛其实很紧张，大家都很实在。先是检讨，博古和李德都承认了问题，尤其是博古，他主动说自己指挥有失，愿意负责。 周恩来当时也很坦率，主动承担了责任，没有推卸。毛主席这一回发言很犀利，说白了就是点出了“照本宣科”的问题。 他提出来，打仗不能老靠书本，要看实际情况，敌人怎么变我们也得跟着变，不能死板。 不过，说到真正的争议点，还是转到指挥权。陈云晚年回忆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当时，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主席。 一个是凯丰，态度很坚决。他觉得当前的路线已经定了，再大改动恐怕会出乱子。另一个就是当时中央最主要的负责人博古。 会议提出让毛主席来带队，博古说他要再考虑考虑。可那会儿红军正处在生死关头，敌人追兵就在后面，时间根本不允许拖延。 毛主席一句话说得很直接：可以考虑，但不是考虑还要不要担任这个职务，而是考虑怎么把指挥权交出来。这句话当场就让气氛明朗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以为会议上有多么激烈的争吵，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剑拔弩张。 大家都是为了红军好、为了党好，都是想着怎么把队伍带出去。只不过有些人思路更保守，有些人更看重实际。 毛主席这次表现出来的，不只是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那种坚定和果断。说白了，关键时刻不能犹豫，犹豫就错失良机。 会议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团”，负责红军的指挥。 这样一来，红军的战略马上发生了大变化。毛主席主张“灵活机动”，该打就打，该撤就撤，绝不死守。 很快，红军就顺利渡过乌江，随后又突破了敌人的重兵围追，走进了贵州腹地，局势一下子就变了。 其实，遵义会议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能讲真话，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说。 无论是博古、凯丰还是毛主席，大家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真的在为红军和党的前途着想。 即便后来博古失去了最高指挥权，他依然留在中央，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没有闹什么矛盾。 反过来看，这种团结协作、实事求是的氛围，才是我们党后来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