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作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泳却不痛快。”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1926 年，于会泳出生在山东省威海乳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的艰辛如影随形，但于会泳对音乐的热爱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根发芽。与其他农村孩子热衷于掏鸟窝、摸鱼等乡间趣事不同，于会泳从小就展现出对艺术的独特追求，他痴迷于当地的民歌、秧歌以及京戏，常常沉浸在那或悠扬婉转、或激昂澎湃的旋律之中，无师自通地摸索着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二胡、三弦、笛子等在他的手中渐渐流淌出美妙的音符。 1946 年，是于会泳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出色的二胡弹奏功底和对绘画的热爱，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正式开启了他的艺术生涯。在文工团这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大家庭里，于会泳如鱼得水，迅速成长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精通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还学会了谱曲、编导，成为了团队中的多面手。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入民间，广泛搜集当地的民歌小调，精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20 世纪 50 - 70 年代，是中国京剧发展史上一段熠熠生辉的黄金时代，而于会泳无疑是这个时代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艺术征程中，于会泳凭借着他非凡的才华和创新精神，深度参与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多部经典京剧剧目的创排工作，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京剧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至今仍在舞台上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在《智取威虎山》中，于会泳精心创作的 “打虎上山” 一段音乐，堪称神来之笔 。这段音乐以其强烈的节奏感和激昂的旋律，生动地描绘出了杨子荣在茫茫林海中策马扬鞭、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仿佛将观众也带入了那个充满惊险与刺激的剿匪战场。急促的音符如同马蹄声急，激昂的旋律则展现出杨子荣的壮志豪情，当这段音乐响起，剧场内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观众们无不被深深感染，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而在《海港》中，于会泳同样展现出了他卓越的音乐才华 。他巧妙地运用音乐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将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通过旋律细腻地表达出来。剧中的音乐时而舒缓悠扬，展现出工人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和对工作的热爱；时而激昂奋进，表现出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斗志。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与剧情紧密相连，让观众沉浸在故事之中，感同身受。 在《杜鹃山》的创作过程中，于会泳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巅峰 。他亲自负责该剧的音乐创作和唱腔设计，从选曲、编曲到演唱指导，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他创造的 “家住安源”“乱云飞” 等经典唱段，不仅旋律优美动听，如潺潺溪流般流淌进听众的心田，而且在京剧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京剧音乐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方向。 “家住安源” 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表达，生动地展现了柯湘的成长经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杨春霞在演唱这段唱段时，在于会泳的悉心指导下，将柯湘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让观众为之动容。而 “乱云飞” 则以其磅礴的气势和跌宕起伏的旋律，将柯湘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坚定、机智和勇敢展现得入木三分。于会泳在这段唱段中巧妙地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通过旋律的变化和节奏的把控，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氛围，仿佛将观众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目睹柯湘的英勇斗争。 除了在唱腔设计上的创新，于会泳在伴奏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他采用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形式，将传统京剧伴奏乐器如京胡、二胡、月琴等与西洋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创新的伴奏形式不仅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使音乐更加丰富多样，而且还为京剧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