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中，一个至今仍饱受争议的问题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多年来，很多人都认为是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毕竟，蒋介石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手握大权，而且他长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和排除内部异己上，似乎很有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最常被提及的是“铣电”。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一些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老人所写的回忆，也都认为张学良只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 。 然而，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披露和研究的深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从现有史料来看，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没有直接、明文地向张学良及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 1931年9月19日上午，蒋介石才接到南京政府急电，报告“九一八事变”，并要他回京主持一切。当晚8时左右，蒋介石在南昌，给张学良发出的电报，也只是告知相关情况并询问近情，并没有下达不抵抗指令 。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第一个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人是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当时战场形势未明，荣臻为谨慎起见，下达了这一战术性命令。而在午夜1点左右，张学良对荣臻的不抵抗命令进行了正式确认，使其成为官方的不抵抗战略性命令，进而导致了后来的灾难性结局 。 张学良自己也多次承认是他下达了不抵抗命令。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表示：“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1991年，他在不同场合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 张学良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一方面，当时东北军主力大多调往关内参与中原大战，留守东北的部队分散各地，沈阳周边仅约一点五万人。 而日本关东军虽名义上只有一万余人，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能随时从朝鲜和本土调派增援，实力对比悬殊让张学良对直接抵抗心存顾虑。 另一方面，蒋介石长期强调的对日妥协政策，如万宝山事件后便电令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无疑影响了张学良的判断。同时，张学良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事变后他立即向国际联盟申诉，希望英美等列强制止日本侵略，这种对国际法的天真信任间接造成了他的错误判断 。 总而言之，“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命令的下达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或者张学良。它是当时复杂的国内政治局势、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都是我们民族的伤痛，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铭记历史，奋发图强，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