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一辈子不看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儿子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8年冬，北京301医院的高级病房里格外安静，窗外寒风呼啸，室内却温暖如春。97岁的钱学森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目光有些涣散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这位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基石的科学巨擘，此刻正被衰老带来的无力感包裹着。 他的听力衰退得厉害，往日里赖以了解世界大事的收音机，如今传出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女播音员尖细的声音刺耳，男播音员低沉的嗓音也只剩嗡嗡的回响。
他有些焦躁，感觉自己与那个他奉献了一生的、日新月异的国家，正在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 突然，他转过头，有些吃力地朝守在一旁的儿子钱永刚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罕见的、试探性的迟疑。
“永刚……支个电视行不行？” 钱永刚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一生从未向家人主动提过任何物质要求。他紧接着又听到父亲用更轻的声音补了一句，仿佛怕人听见似的：“……贵不贵啊？” 这一句轻声的“贵不贵”，像一记重锤，砸在了钱永刚的心上。他鼻子一酸，强忍着情绪，笑着凑到父亲耳边大声回应：“不贵，爸！一点都不贵！我明天就给您办！”
他心里清楚，父亲的犹豫，与钱无关。这位掌管过国家最尖端项目、预算动辄以亿计的科学家，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却低到尘埃里。他只是习惯了将自己的一切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后，习惯了一辈子的清简与克制。一台在2008年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电视机，在他眼里，竟成了一件需要小心翼翼才能开口的“奢侈品”。
几天后，一台崭新的21寸电视机被安放在病房里。钱永刚特意将每个遥控器按键的功能写在小纸条上贴好。钱学森像小学生一样，戴着老花镜，颤颤巍巍地学了三天才终于掌握了换台的技巧。 电视机打开了，但钱学森的世界并没有变得五光十色。他对那些喧闹的娱乐节目毫无兴趣，电视剧更是看也不看。他让家人把频道锁定在新闻和科教频道。
每天，他像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一样，准时收看新闻，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 当新闻里播出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画面时，火箭拖着长长的尾焰直冲云霄。病床上的钱学森眼中闪过一道光，他忽然对儿子说：“这个推力计算，当年我们是用算盘打出来的。”那语气里，有追忆，有感慨，更有无尽的欣慰。
他盯着屏幕，看着身穿宇航服的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中挥手，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航天事业一片空白。为了计算出一条精确的弹道，他和他的团队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用成堆的稿纸和十几把手摇计算器、甚至算盘，与浩瀚的宇宙进行着最原始也最悲壮的“对话”。每一个数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废寝忘食的推演。
如今，超级计算机的算力已是当年的亿万倍，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被替代的。他曾对钱永刚说：“技术会进步，但严谨、执着、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些精神不能丢。” 这台电视机，为他打开的不是一扇娱乐的窗，而是一条连接他与国家未来的信息脐带。
他依然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这个国家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他已年过七旬，却像个不知疲倦的传教士，带着学生全国奔波。他坐着火车硬座去鞍钢，帮助工人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优化生产流程，硬是让产量提升了15%。他深入山西的田间地头，设计节水灌溉模型，让缺水的黄土地迸发出新的生机。
1986年，他更是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构想——发展“沙产业”。他向中央递交报告，详细论证了在我国广袤的西北沙漠地带，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的可行性。他用以色列在沙漠里种出高产西红柿的案例，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沙漠变良田”的蓝图。 许多人质疑，他便拿出数据，一笔一笔地计算：西北日照时间长，只要解决水和技术问题，一亩沙地的产值可以远超普通农田。在他的推动下，内蒙古阿拉善等地率先试点，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昔日的不毛之地，竟真的长出了“金子”，牧民的收入翻了几番。
即便是到了腿脚不便的晚年，他每天清晨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他让秘书将所有关于系统科学、西北开发、科技创新的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贴成厚厚的剪报本。 2005年，温家宝总理前来探望。当被问及还有什么心愿时，94岁的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看到沙漠变绿洲。”他一边说，一边从枕头下摸出一份手写的材料——《创建沙产业理论的探索》。
他一生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与强大。 2009年10月31日，这位为共和国燃烧了一生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没能看到C919翱翔蓝天，也没能看到更多的沙漠变成绿洲。但在他的书房里，那台21寸的电视机仿佛还亮着，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正是他牵挂了一生的国家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