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馆老板王家宾正坐在柜台后看报，但他的姿态引起了高俊峰的警觉。这个看似普通的商人腰杆挺得异常笔直，就像板凳上安了把尺子。 更不寻常的是，他双手举着报纸，正好停在胸口高度，仿佛在阅读重要文件而非消遣新闻。 高俊峰的脑海中立刻拉响了警报。作为经历过战火的老兵，他对这种姿态再熟悉不过——这是长期军事训练留下的烙印。 普通烟馆老板一天到晚忙碌，多半会懒散地靠在椅背上，谁会保持如此标准的坐姿？ “同志，要什么烟？”王家宾抬起头，微笑着问。但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就像野生动物嗅到了危险气息。 高俊峰不动声色地买了包烟，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对方接钱的左手。就在那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一道明显的疤痕——形状不规则、发白凸起，极像枪伤愈合的痕迹。 离开烟馆时，高俊峰在门口遇到一位气质优雅的中年女子。她穿着虽然朴素，但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与烟雾缭绕的烟馆环境格格不入。“这应该是老板娘，”高俊峰心想，“但她的气质完全不像寻常烟馆老板的妻子。” 一连串的疑问在高俊峰脑中盘旋。回到单位，他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可疑情况。 公安机关接到高俊峰的报告后高度重视，立即调阅了留存的国民党时期档案。在堆积如山的卷宗中，一份关于“闻一多、李公朴刺杀案”的档案让调查人员屏住了呼吸。 档案中明确记载，1946年7月在昆明枪杀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的主犯之一，正是化名王家宾的王子民！ 资料描述该特务“左手有枪伤疤痕”，并附有一张模糊但轮廓清晰的照片。——与高俊峰描述的烟馆老板特征高度吻合。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了更多疑点。这家烟馆的资金来源不明，其收入显然不足以支撑老板的生活水准。 邻居反映，深夜常有神秘人影出入，与王家宾密谈。无线电监测部门也发现该区域有异常的电台信号，波段和发送时间都具有明显的情报传输特征。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个看似普通的烟馆老板，实则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潜伏在成都的高级特务。 1951年初的一个清晨，高俊峰带领公安人员包围了烟馆。突击行动迅雷不及掩耳，王家宾甚至来不及销毁证据。 在烟馆后院的密室里，侦查人员搜出了美制特工电台、加密密码本、手枪以及大量机密文件。这些物证充分证明了王家宾的潜伏特务身份及其从事的破坏活动。 在铁证面前，王家宾承认自己就是王子民。 他原本是国民党保密局的资深特务，参与过多次暗杀和破坏活动。昆明闻一多、李公朴血案后，他奉命潜伏成都，以开烟馆作掩护，建立特务联络点，搜集情报，伺机破坏新生政权。 王子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伪装多年，却因为一个习惯性的坐姿而暴露。那种经年累月军事训练形成的身体记忆，早已融入他的一举一动，即使在最放松的时刻也会不经意流露。 “我小心了这么多年，连说话口音都改了，却没想到败在一个坐姿上。”审讯室内，王子民苦笑着摇头。他左手的伤疤在灯光下格外显眼——那是1945年一次行动中留下的永久印记。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新成立的公安机关展开了坚决的反特斗争。高俊峰这样的老八路出身的公安人员，凭借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成为反特战线上的重要力量。 王子民案的破获具有典型意义。它不仅清除了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嚣张气焰。此案后来成为公安教材中的经典案例，展示了细节观察在反特斗争中的重要性。 此案过后，高俊峰依然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反特一线。他后来参与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但很少提及自己的贡献。 多年后，每当有人问起烟馆特务案的经过，他总是淡淡地说：“那些人身上有股味道，是硝烟和恐惧混合的味道，无论怎么伪装都掩盖不住。” 成都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王子民案的卷宗已经泛黄。但这个故事依然在公安系统内流传，提醒着一代代侦查员：真正的猎人，总能从最细微的异常中嗅到猎物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