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还撕了他的书稿，事后，岳母让他回到上海，哪料他却拒绝了岳母的好意。 那年冬天，黑龙江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村口传来鞭炮声，戴建国娶妻了。 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说这上海知青真傻，娶个疯女人，图什么？ 可他站在村头，笑得像个孩子。没人知道，他为了这场婚礼，等了九年。 戴建国1970年下乡到逊克县时，才18岁，啥都不懂，锄头拿反了都不知道。第一年，他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和他搭伙干活的，是个比他小一岁的姑娘，叫程玉凤，干起活来像个小伙子。 开始他还有点看不起她，后来才知道，这姑娘心眼比谁都细。 程玉凤总是悄悄帮他，把他没干完的活补上，还教他怎么铲地、轧黄豆。 她不识字，他就拿树枝在地上教她写“人”、“家”、“爱”这几个字。 慢慢的，两人就有了点意思。戴建国写过一张纸条塞给她：“人生最幸福的，就是感到有人爱自己。”她没回话，就红着脸跑了。 可从那天起，她每天都把他干农活的分量多分一点，还偷偷把家里藏的红薯拿给他吃。 可问题来了，1974年，戴建国母亲重病，他得回趟上海。 他走那天，程玉凤没说一句话，就站在村口看着他走。谁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包括她。 果然，程家人趁他一走，把程玉凤许给了邻村支书的儿子。 她死活不肯，被五花大绑抬上花轿。婚礼那天，她情绪崩溃，第二天人就变了。 眼神呆滞，说话颠三倒四，见谁都喊“建国”。后来生了个孩子也夭折了，被婆家送回娘家，天天坐在炕上发呆。 转眼到了1979年，戴建国回来了，背着书稿、带着执念。 他走进程家院子时，程玉凤正坐在柴堆旁搓玉米叶子，看到他，突然扑上来，一把抱住：“建国！” 她还记得他。 戴建国当场就决定娶她。两边父母都急了，说她这病，结啥婚？戴建国说：“我答应过她，要照顾她一辈子。” 婚礼办得很简单，村里人围着看热闹，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痴。 可谁也没想到，新婚第一晚，程玉凤突然情绪失控，一拳把戴建国打得鼻血直流，还撕了他带来的书稿。 这书稿是他写了三年的，是他准备投稿的希望。 岳母吓坏了，第二天一早就拉着他说：“你回上海吧，这事我当没发生过。” 戴建国捂着鼻子笑了：“这就对了，我喜欢她这样。她能打我，说明她还活着。” 从那天起，他就留下了。 白天，他在村小学教书，晚上回家做饭、洗衣，还要哄程玉凤入睡。 有时候她半夜发病，会把炕上的被子撕碎，他也只是抱着她说：“没事，咱明天再缝。” 1980年，儿子戴亮出生了。程玉凤虽然疯疯癫癫，但一听孩子哭，就知道喂奶。 那一刻，戴建国红了眼。他知道，这女人的心里，还牵着这个家。 他开始写稿投给地方报纸，后来被调到县电视台，又成了副总编。 大家都说他出息了，可他从没搬出村子。程玉凤病情反复，时好时坏，但他从没想过离开。 1997年，他母亲年老体弱，哥哥患了尿毒症，妹妹下岗，全家等着他撑着。他咬牙辞职，带着妻儿回了上海。 刚回上海那会儿，程玉凤不适应城市生活，常常走失。 戴建国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在街头巷尾找她。 有次在闸北区，他找到她时，她正蹲在马路牙子上啃馒头。他没说一句重话，只是把她抱回家。 他在电视台当临时工，一个月900块，全家六口人，就靠这点钱过日子。他从没抱怨，更没后悔。 2010年，一次在黄浦江边的小餐馆吃饭，程玉凤突然抬头看他：“建国，你瘦了。”那一刻，他的筷子掉地上了。 她清醒了。医生说是奇迹。 从那以后，她能做饭、能织毛衣，还会给儿子叠衣服。她变回了那个曾经的姑娘，只是眼角多了皱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