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张春莲因经常买猪头肉，被举报，民警把她带走时，丈夫却愣了，张春莲说：“床下面有一封信，等我走后你拿出来看！” 张春莲从集市回来，手里提着一包猪头肉。那是她最爱吃的食物，也是一年里为数不多能让家里添点油星的东西。她把肉放在锅边，刚准备生火，门外传来几下沉闷的敲门声。 三名民警走了进来，神色严肃。村民们围在门口，小声议论。 张春莲愣了几秒，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她没挣扎，也没问为什么，只是转身看了一眼丈夫。那一眼，让男人的手抖了一下。 她走到炕边，弯下腰，低声交代了几句。说完后，她被带走，门外的风声把院子吹得空荡。 那天晚上，她的丈夫坐在昏暗的灯下，脑子一片混乱。几个小时后，他终于伸手掀开炕沿。下面藏着一个油渍斑斑的信封。 那是张春莲留下的——她说：“等我走后，你再看。” 举报的起因看似荒唐。 那年，村里刚恢复集市，肉票紧张。普通人家想买猪头肉得排队、攒票、看运气。而张春莲几乎每次都能买到，有时还请邻居吃几块。 有人心里不平，觉得她“来头不小”，有人说她靠关系、有人说她“有问题”。 一传十，十传百，最终传到公社派出所。有人写了举报信，说她“经常购买猪头肉，不劳而获，行为可疑”。 1978年，是一个时代转折点。文革刚结束，社会秩序在重建，风声却仍紧。地方公安对“可疑人物”格外敏感。尤其那些背景复杂、说话做事与众不同的人。 张春莲的过去，村里人说不清。她不是本地人。几年前搬来，话不多，却识字，会算账，穿衣干净利落。有人说她当过护士，有人说她以前在省城上过班，还有人悄悄说她“像军人家属”。 可谁也没证实。 那天，举报信送到县公安。办案人员翻了几次户籍表，发现她的档案有空白——迁入原因一栏是“特殊调配”。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这条模糊的记录，让小小的“猪头肉风波”，成了一件必须查清的事。 于是，民警进村，带走张春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