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孙玉国，被转业处理，多年老兵竟降级转入普通岗位，站到沈阳的那一刻，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他不再是那个年仅33岁就坐上大军区副司令位子的风云人物，也不再是被毛主席亲自接见、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全场鼓掌的战斗英雄。 从权力的高处下来，他回到的是一个普通工厂的副厂长岗位，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当年在珍宝岛冰天雪地里，他带着边防战士顶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巡逻，面对苏军的棍棒和枪口，忍到最后一刻才下令还击。那一战，他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也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战后他一路晋升，从连级干部直接跳到大军区副职，成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级将领。那几年，他走到哪儿都有人鼓掌，作报告、上大会，风光无限。 可人一旦被捧得太高，脚下就容易踩空。他在权力场里渐渐变了样子，气派大了，脾气也大了，说话行事不再像从前那个踏实的边防站长。 后来的事没人多提，但结果摆在那里——1977年他被免职，经过几年审查，最终按正团职转业。 他以为工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把他当个落魄的“大官”议论纷纷。可到了厂里，没人围着他转，也没人指指点点。 第一天上班，他穿着旧军装走进车间，工人们只是抬头看了看，继续干活。厂领导安排他在小食堂吃饭，他以为是待遇，后来才发现那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政委每天都在大食堂排队打饭。 他没说什么，第二天也拿着饭盒去了大食堂。从那以后，他跟工人们一起排队，一起蹲在车间门口吃饭，谁也不特殊。 厂子在郊区，条件差，下雨天屋顶漏水，他半夜爬上去修。工人们看他这么干，也不再叫他“孙厂长”，改口叫“玉国”。 他管后勤，房子、粮油、子女就业这些最麻烦的事都归他。工资调整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名单里没他。别人问他，他只说：“我刚来，不急。” 可他没闲着，跑公安局、找区里，硬是把建厂十几年都没解决的18户老工人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没人让他干这事，他干了，也不说。 没人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也不提过去。偶尔有人问起珍宝岛，他只说：“那是战友们用命换的，我活着，就得对得起他们。” 他每年清明都去烈士陵园，挨个清理墓碑上的落叶，手指轻轻划过每一个名字。有次他说，等自己走那天，也想埋在那儿，离战友们近点。 他不再是那个在主席台前激动握手、接受掌声的英雄，也不再是那个被时代推上风口浪尖的将领。 他只是个普通老人，住着普通楼房，坐公交上下班，和街坊邻居打个招呼。 可正是这份平静，才让人看得真切——一个人真正放下光环，不是被击垮，而是终于找回了自己。 他没再提功过是非，也没为自己辩解一句。时间带走了喧嚣，也洗清了浮尘。 最后人们记住的，不是一个起落的将军，而是一个默默走完下半程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