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李修凯，在重庆街头，看到了中年男子低头走，瞪大眼睛，抱住他：

1949年，特务头子李修凯，在重庆街头，看到了中年男子低头走，瞪大眼睛，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 当时，重庆已解放，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人很多。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穿着灰布长衫，混在人群里。 这时，一个戴毡帽的中年男子低头匆匆走过。李修凯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他认出了这个人，这是他在特务档案里看过很多次的冉益智。 李修凯冲过去，一把抓住冉益智，大声喊：“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跟我去自首！” 周围的人都被这喊声吸引，纷纷停下来看。 冉益智的人生很讽刺。他出生在酉阳的地主家庭，是个知识分子。早年他加入国民党，还主持反共刊物。 1939 年，他隐瞒自己的历史，混入了共产党。因为他组织能力强，职位越来越高。1947 年，他竟然成了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每次开会，冉益智都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要记住，革命气节高于一切！” 可到了 1948 年 4 月，因为《挺进报》事件，他被捕了。特务刚把老虎凳搬过来，他就害怕了，瘫在地上说：“别用刑，我全说！” 冉益智叛变后，就像变了个人。他指认了已经被捕的市委书记刘国定，还带着特务去抓其他同志。 根据保密局的档案记录，1948 年 6 月到 1949 年 1 月，因为冉益智出卖而被捕的地下党员有 133 人，其中 53 人被杀害。江竹筠就是在万县医院养病时，被冉益智指认后逮捕的。 冉益智和刘国定还比赛叛变。他们都向特务头子徐远举提供情报，甚至为了 “反共先锋” 的头衔打架。徐远举后来回忆说：“这两个家伙就像疯狗一样，谁咬的人多谁就更受宠。” 李修凯看着挣扎的冉益智，想起了以前的事。他是个老牌特务，曾参与镇压 1947 年重庆反饥饿游行，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但是 1949 年 11 月 30 日，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人民政府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的政策，让他有了想法。 副官曾劝他去台湾，李修凯却把配枪拍在桌上说：“国民党不行了，与其被共产党枪毙，不如给自己留条活路。” 12 月 5 日，他带着电台密码和特务名单，去了军管会，成了首批投诚的国民党高级特务。 李修凯说：“我要立功赎罪！” 他主动帮公安机关抓潜伏的特务。 有一次，他在户籍档案里发现了冉益智的化名 “张福贵”，他知道，这个让西南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的叛徒，就在离军管会不到两公里的巷子里。 冉益智拼命挣扎，喊着：“放开我！你凭什么抓人？” 他的毡帽掉了，露出稀疏的头顶。 李修凯一把扯下他的围巾，看到他脖子上有个月牙形的疤痕，这是 1948 年冉益智和刘国定争功时，被特务用匕首划伤的。 李修凯对周围的群众说：“各位街坊，这个人就是出卖江姐的大叛徒冉益智！他害死了 53 个共产党员！” 大家一听，都很生气。几个青年工人冲上来，按住了冉益智。一位白发老者颤抖着手指着冉益智说：“我儿子就是被你害死的！” 附近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也来了，把冉益智控制住。在押送的路上，冉益智瘫坐在地上，裤裆都湿了。周围的群众跟着，一边走一边骂：“枪毙他！为江姐报仇！” 1951 年 2 月 5 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冉益智。法庭上，检察官宣读了他的罪行：出卖江竹筠、李青林等重要干部，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培训特务，亲自参与破坏川康特委组织等等。 冉益智听着这些罪行，面如死灰。下午 3 时，刑场上一声枪响，冉益智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李修凯因为立功，得到了宽大处理。1952 年，他在北碚医院病逝。临终前，他对护士说：“我这辈子做对了两件事，一是投降共产党，二是抓住冉益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