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沈醉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大特务徐远举后，告诫儿子说：“这个人生得圆眼尖鼻，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徐远举这个人，起点不算低。1914年生在湖北，18岁考进黄埔七期，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进了戴笠办的特务训练班，学的就是怎么搞情报、怎么审讯。 在上海认识沈醉，算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戴笠当时没看上他，觉得他这人待在上海这种地方容易出事，把他打发去了西藏。可徐远举不觉得是冷板凳，反而认为这是个独当一面的好机会。 抗战胜利后，他被毛人凤调回重庆，当上了绥靖公署二处的处长，专门对付我党的地下组织。这下可算是龙归大海，他的狠辣手段有了用武之地。当时，重庆有一份我们地下党办的报纸叫《挺进报》，影响非常大。徐远举接到的命令就是，必须端掉它。 为了这个案子，他无所不用其极。查邮路、盯梢书店、在码头设卡，抓捕了130多人， 制造了震惊山城的“《挺进报》事件”。其中有个叫盛超群的地下党员，被捕后宁死不屈，徐远举就把他弟弟也抓来，当着他的面用酷刑。结果兄弟俩都是硬骨头，反倒把国民党内部一堆人的名字供了出来，搞得徐远举灰头土脸。恼羞成怒之下，他直接下令杀了盛超群。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已经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区长。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变得更加疯狂。 他亲手策划了在松林坡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的惨案， 连杨将军年仅8岁的女儿都没放过。事后为了掩盖罪行，还用硝镪水毁尸。接着，他又在白公馆、渣滓洞下了“全部杀光”的命令。11月27日那一天，上百名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之前。据不完全统计，直接或间接死在徐远举手里的烈士，至少有三百多人。 这时候再回头看沈醉母亲那句话，简直让人后背发凉。“得志必暴戾”，他手握大权之时，果然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魔头。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成了阶下囚。说来也讽刺，他最先被关押的地方，正是他当年杀人如麻的白公馆。他眼巴巴地盼着台湾派飞机来接他，结果毛人凤早就把他当成了弃子，从撤退名单上划掉了。 1956年，他和沈醉、周养浩这几个军统老同事，一起被转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昔日的“三剑客”，如今成了难兄难弟。 刚到功德林的时候，徐远举的“暴戾”之气还没消。开会学习，谁要是批评他，他能当场跳起来跟人对骂，依旧摆着以前当处长的架子。后来还是同为战犯的文强点醒了他，指着他鼻子骂：“你手上沾了那么多血，现在还横什么？不把脾气改了，这辈子都别想出去！” 也许是骂声起了作用，也许是看到了唯一的出路，徐远举慢慢变了。他开始认真学习，写检讨材料。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自己花钱买了一本《资本论》来看， 书上记得密密麻麻全是笔记。 他还开始积极参加劳动改造，种菜、织毛衣，什么都干。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还非要跟年轻人一样扛一百多斤的麻袋，病了也硬撑着。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是真想通过表现，早点获得特赦。 1960年第二批特赦时，徐远举作为在押战犯代表上台致了感谢词。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致辞的人下一批特赦的可能性很大。沈醉走的时候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下一批肯定有你！” 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一批又一批的特赦名单公布，他从希望到失望，再到麻木。他一次次作为代表，送走昔日的同僚，自己却始终等不到那张“释放证”。 1973年冬天，北京特别冷。当时已经59岁的徐远举，在缝纫组干活。那天，因为十几件衣服没做好被要求返工，他跟人吵了起来。他觉得是奇耻大辱，当场把手里的活儿一摔，气得脸都白了。 文强他们过来劝：“多大点事，我们帮你弄完不就行了。”可他牛脾气上来了，谁劝都不听。 当天晚上，他憋着一肚子火，非要去洗冷水澡。 结果刚从澡堂出来，他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抽搐，人事不省。 同屋的人吓坏了，赶紧叫来医生。医生一看，初步判断是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情况危急，必须马上送大医院。可那时候的流程繁琐，送医院得层层上报批准。管理人员也怕担责任，觉得天黑路滑，万一路上颠簸出事了怎么办？ 就这么一犹豫、一上报，从19号晚上发病，硬是拖到了21号上午才把他送到复兴医院。 医生检查后直摇头，说送来得太晚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最终，抢救无效，徐远举就这么窝囊地死在了病床上，终年59岁。 他的死，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后，只问了一句：“19号发病，为什么21号才送到医院？”调查结果，就是官僚主义，延误了救治。没有阴谋，没有黑幕，就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多年以后，徐远举的女儿徐继红从台湾来到大陆，找到了当年的管理干部，只为了一张官方的死亡证明，好回去领一笔抚恤金。一个曾经杀人如麻、搅动风云的大特务，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平淡又荒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