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扎心的不是谁牺牲了，而是吴石将军到死都不知道，那份拼了命送出的情报，最后是怎么上岸的。 1949年的台北，空气里都飘着监视的眼睛。吴石穿着笔挺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制服，口袋里却揣着能掀翻对岸防御部署的机密图纸，那些标注着碉堡位置、兵力布防的纸片，每一笔都浸着风险。 他不敢托旁人，连最信任的副官都没透露半分，夜里关在书房，就着台灯把图纸裁成指甲盖大的碎片，用浸过桐油的棉纸一层层裹紧，再一针一线缝进自己常穿的中山装衬里。缝的时候手指被针扎破好几回，血珠渗进棉线里，他只想着：这东西得亲手交到黎晴手上，多走一步都可能出事。 黎晴那会儿才二十岁，顶着“小学教员”的身份在台北城里转，其实是专跑情报传递的交通员。接头地点选在巷尾的老茶馆，吴石进来时，她正假装教伙计算账。两人没说一句话，吴石把中山装搭在椅背上，黎晴借着擦桌子的功夫，悄悄把衣服摸进后堂，拆出情报再塞进自己缝在旗袍下摆的暗袋里。可刚踏出茶馆门，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她的真名——是之前叛变的同志，正带着七八个特务围过来。 黎晴没慌，抬手打翻手边的铜茶壶，滚热的茶水泼了特务一身，趁着乱劲儿往码头跑。后背很快传来一阵刺痛，子弹擦着肩胛骨过去，血把浅蓝旗袍染出深色的印子。她知道码头停着艘去福建的小货船，那是唯一的出路，可跑到岸边时，特务已经举着枪追上来，离她不过十米远，连扳机扣动的声音都能听见。 就在这时候，码头上那个天天捡烟头的“乞丐”突然站了起来。这人总穿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头发黏成毡，手里攥着个豁口的粗瓷碗，平时谁都懒得看他一眼。可这会儿他突然冲过来，把碗往地上一摔，又把破草帽甩出去砸在最前面那个特务脸上，跟着张开胳膊挡在黎晴身前，扯着嗓子喊：“这船是我的！你们敢动她试试？” 特务头子骂了句“疯子”，举枪就射。那乞丐反应快，一把扑上去抱住特务的胳膊，跟着“轰隆”一声巨响，原来是他藏在破棉袄夹层里的手榴弹炸了。火光裹着碎片溅得到处都是，几个特务当场倒在地上，而那乞丐连个影子都没剩下，只有破棉袄的棉花絮，飘在染了血的海面上。 黎晴趁着烟幕爬上船，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渔民，之前受过地下党接济，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没等她说话就抄起船桨往海里划。途中遇到国民党的巡逻艇，老渔民把船往芦苇荡里钻，黎晴则把情报塞进船底的暗格，这是老渔民专门用来藏渔网的地方，海水渗不进去，巡逻艇搜了半天也没找到。 三天后，船在福建的一个小渔村靠岸，黎晴亲手把情报交给了组织上的人。那些碎图纸拼起来后，我方很快摸清了对岸的防御弱点，后来不少行动都靠这份情报少走了弯路。可吴石将军没等到这个消息，因为叛徒把他供了出来，所有他交完情报的第二天就被抓了。 审讯室里，敌人把烙铁、鞭子摆了一地，问他情报送哪儿去了，吴石什么都不说。他胳膊上被烫得皮开肉绽，还是笑着说：“你们永远找不到。”1950年6月10号，他被押到刑场，临刑前摸了摸自己的衣领——之前情报就是藏在类似的地方，他大概还在想，那份东西到底有没有送到，有没有用。 他不知道，有个素不相识的乞丐用命帮他护住了情报；不知道老渔民冒着风险把情报送过了海；更不知道，他拼了命保护的那些纸片，后来帮着减少了多少战友的牺牲。这种“不知道”才最让人心里发紧，因为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做事，却没机会看到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那个乞丐连名字都没留下，却用生命给这份情报续上了最重要的一程。 后来黎晴每次提起这事，都会说：“吴将军没白死，那个乞丐也没白死。”只是每次说的时候，她都会攥紧手里的茶杯。 那茶杯的样子，和当年码头乞丐手里的粗瓷碗，有几分像。有些牺牲从来不是孤孤单单的，就算当事人不知道，那些藏在暗处的守护和接续，早把遗憾变成了另一种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