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对过的历届美国总统里，特朗普可能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这近 40 年来，中国面对的最 “危险” 总统。 这种危险并非源于短期冲突，而在于他彻底重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且影响延续至今。 此前的美国总统与中国打交道，多遵循 “接触 + 制衡” 的框架。 里根时期借中国牵制苏联，克林顿推动入世实现经贸绑定，奥巴马提出 “亚太再平衡” 但保留合作空间。 即便有摩擦，也会为对话与妥协留有余地，从未全面突破规则边界。 特朗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商人式的 “结果导向” 彻底打破平衡。 2018 年 3 月，他以 “301 调查” 为借口启动贸易战，首开大规模加税先河。 起初对 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中方对等反制后，他随即扩大至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关税。 最终将约 37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纳入高关税清单，覆盖机电、轻工、纺织等主要出口品类。 2025 年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这些关税至今未完全取消，仅对部分民生商品微调。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四年间中美贸易额减少 12%，但中国对美出口占比仅下降 3 个百分点。 真正的冲击在于供应链扰动：2019 年珠三角出口企业订单波动率达 41%，小型电子组装厂倒闭率上升 17%。 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 2024 年竞选期间明确表态，若重返白宫将把关税税率提升至 60% 以上。 比贸易战更致命的是对中国科技领域的精准打击。 2017 年底他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义为 “战略竞争对手”。 2019 年 5 月，华为及其 70 家关联企业被列入 “实体清单”，开启技术封锁序幕。 美国商务部强制要求，未经许可禁止向华为出口含美国技术的产品，哪怕是海外代工厂生产的芯片。 这一政策直接击中产业链软肋。 2020 年华为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暴跌 88%，并非研发停滞，而是台积电等企业被迫中断供货。 更深远的影响在 2025 年显现：荷兰 ASML 公司因受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约束，至今无法向中国出口 EUV 光刻机。 该法案的核心框架，正是源自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技术管制思路。 特朗普的 “破局” 还体现在国际层面。 他是首位在国际场合系统性渲染 “中国技术威胁” 的美国总统。 2019 年北约峰会上，他公开施压欧洲盟友排除华为 5G 设备，以情报共享为要挟。 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 “北约不应针对中国”，德国也拒绝签署排他性协议，表面看似乎收效甚微。 但 2025 年的现实是，欧盟《网络安全法》已加入 “高风险供应商” 审查条款，间接限制华为参与核心网络建设。 日本、韩国相继出台类似的技术安全法案，印度禁止政府采购中国电信设备。 这些政策的源头，都可追溯到特朗普当年埋下的 “安全叙事” 种子。 最 “危险” 的特质在于其政策的 “跨党延续性”。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未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关税，还新增了 36 家中国实体进入管制清单。 2024 年出台的《国家安全创新法案》，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 10 个领域列为 “对华技术屏障重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25 年报告指出，特朗普首次将 “遏制中国科技崛起” 变成美国两党共识。 这种共识打破了以往政策的周期性。 里根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随政党轮替有明显摇摆，而特朗普之后，遏制成为稳定基调。 2025 年美国国会两党联合提案，计划将对华稀土加工设备出口管制扩大至所有品类，正是这种延续性的体现。 他的 “不确定性” 进一步放大了风险。 传统中美摩擦有成熟的沟通机制，而特朗普任内多次突然升级制裁，且无视国际规则。 2018 年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2019 年阻挠 WTO 上诉机构运作，削弱多边框架的缓冲作用。 这种 “毁约式外交” 让政策预判难度陡增，中国不得不维持更高的战略储备与应对弹性。 2025 年回望，特朗普的 “危险” 在于他精准击中了全球化时代的博弈要害。 他明白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更看清科技自主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其政策虽有粗糙之处，却形成 “贸易施压 + 科技封锁 + 联盟围堵” 的组合拳雏形。 近 40 年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中美互动的底层逻辑。 里根的冷战思维已随时代落幕，克林顿的经贸绑定被他亲手撕裂，奥巴马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抛弃。 特朗普用看似 “无序” 的手段，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确立了新方向，且影响至今未消。 这种改变并非短期冲击，而是长远结构性的挑战。 信源：特朗普“认怂”急刹车，中国要求韩国管控含中国稀土产品出口——人猿星球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