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低估的开国上将韦国清。开国授衔时，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当时在57名开国上将中，资历、实力和名气并不算突出。但后面的个人发展在开国上将中可谓出类拔萃。 韦国清这个人，一路干到上将，也没怎么嚷嚷过自己多能耐。 韦国清是广西东兰人，出身穷苦。母亲死得早，父亲被整死，家也被抄了，少年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家破人亡”——不是形容词，是眼睁睁看着家里塌了。 他十五岁那年就参加了农民自卫队，十九岁，跟着邓小平他们一起打东兰县城。 那会儿哪有啥正规军的概念，一腔热血扛起枪就是战士。他打得猛，老邓也看得准，很快就被编进红七军第三纵队，听的就是共产党的指挥。 红军长征那段，他被安排管干部团特科营——说白了就是负责中央首长安全的，一手护人，一手带兵，还得训练下一拨骨干。后来强渡乌江、夺遵义，他带人修浮桥、抢渡口，还奔袭通安州。 不是显摆，而是没人能闲着。那个时候，说走就走不是诗，是命令一下就得动，后头有没有追兵，前头有没有水泡子，全靠打出来一条道。 他身上有种不声张的硬劲儿，打起仗来眼里没花活，只有结果。 抗战爆发，他转做随营学校校长，训练部队里的军政干部。可他不是只会在屋里带学生的那种人。很快又被派去苏北、淮北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之后，敌人抓住空档打了个三十多天的大扫荡，他在朱家岗迎头一击，把这茬敌人踹了回去。后来国民党也掺一脚，他带兵打掉金锁镇日军据点，又在豫皖苏之间穿插，把根据地拉回来了。这一桩一桩，都是窝里反复打磨出来的家底。 解放战争时，他是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政工、指挥一肩挑。仗打得一仗比一仗狠。白塔埠那年，国民党拉了三十一万大军，想从陇海、胶济两线夹华东野战军。他盯上敌人第42集团军的软肋，连夜布阵，来个“包饺子”，当场拿下郝鹏举，歼敌一万多，枪支弹药收了一堆，敌人连裤子都顾不上穿就跑了。 孟良崮一仗更有意思，敌人想救74师，他把两个纵队堵在青驼寺地区，三天三夜不让对方过，愣是把救兵撂在半道，等林帅那边全歼74师时，他这头烟都快抽干了。 说实话，这种仗，不是脑子快不快的问题，是你敢不敢在阵地上死杵着。 苏北兵团到了淮海战役时成了香饽饽。他们这帮人不怕打，能冲锋也能防守，死磕邱清泉、拖住杜聿明，战场上的缝他总是补得最牢的那个。 他自己回头写《淮海战役中的苏北兵团》，总结了三点经验，说得直白。 第一，要知道上面想干啥，下面得主动跟上节奏。 第二，指挥部别瞎忙，要把劲儿使在刀刃上。 第三，老百姓不是看热闹的，是给你送米送枪的靠山。 这三句话，说穿了就是一套行军打仗的老理儿，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觉得沉。 打完这一通仗，本可以歇口气，偏偏又碰上越南那头出事。 1950年，胡志明来中国求援，说法国人打得太狠，越军吃不消。 毛主席一听，不行，不能让法国人在南边站稳了，得帮。他们开会选人，挑来挑去，定下韦国清。理由也简单：能打，有外交谈判经验，还是广西人，到越南沟通方便。 毛主席原本想让他去联合国，或者派去英国当大使，这下让他降回“打前线”的位置，他一口答应，连个皱眉都没有。 他到越南后，七场战役参与了两条线：出主意，带实战。 西北战役那回，他早就看出法国人玩“虚虚实实”，放了个烟雾弹，他反手就放出风声：“咱们要打法军主力。”结果法军阵脚全乱，被打得稀巴烂，越军收复了两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地盘。 奠边府那场仗更凶，法军重兵驻守，后方是老挝通道，一打通越南就麻烦了。他直接建议武元甲先下手为强，哪怕美国跳出来搞事，也不退缩。他跟武元甲两人凿到底，五十五天鏖战，越军打得法军连人带地都丢了，整个北越全线解放。 顾问团团长不好当，你得知道怎么说，又得知道怎么打。他就守着一个信条：“别当太上皇，出主意，别包办。”这一套下来，越军服他，越南百姓敬他。连胡志明的生日宴都请他和家人一起过，在南宁，场面不大，但情分足。 1955年，他回国被授予上将。 这是当时的最高将衔之一，虽然排不上最前，但战功实实在在。不久后被任命为广西省长。 主政广西二十多年，他干的事一桩桩能数得清。轻工业是死角，他直接去找陈丕显，求来一批上海的轻工厂，还拉来新华印刷厂的二十个技术员，广西工业有了个像样的底。农业那块他最上心，农村出身的人懂旱灾的苦头。他一口气修那板、百东河、澄碧河、西津灌区，年年砸出上亿做农田基建，占全省财政的十二个点，谁说他不懂民生？ 1965年他去上海治病，看见法国梧桐铺街的样子，想起南宁也该有点颜色。当场写信给市委书记，提出“绿化、果化、香化”的点子。结果呢？南宁真成了“山清水秀”的城市，一点不假。 他这一生，不声不响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去世，七十六岁。人没了，事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