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不公：聂曦就义时年仅33岁，而刽子手谷正文却活到了97岁！ 还是那条线，在台湾那边的，隔着海的风吹过来，故事一开口就飘灰，吴石的名有人提，朱枫也有人记，提蔡孝乾叛变的帖子一堆，最容易被忽略的，却是那个在链路里来回跑的年轻人，抄写，藏纸，送信，做到最后不出声的聂曦。 身上没军装的威势，气质更像个图书馆里翻旧书的学生，可肩膀能扛，心口那点火不虚，参军这件事不靠家人劝，他自己说走就走，二十来岁，人群里一半想着稳定，一半想着前途，他挑了前线，挑了那种一旦上手就没退路的活。 这一股劲，遇到吴石就更稳，1946年，台北那头“史政局”的门口人来人往，吴石的职衔不低，架子不端，眼睛却是冷的，跟他谈话不绕弯子，先问国家往哪去，再问你愿不愿意出一分力，试探一圈，茶水放凉了都没动一下。 那天聂曦回的很直，“将军指哪我打哪，只要为老百姓好”，一句话，落地，没花头，吴石点头，没再多问，把人带进那条最暗的线，暗哨，联络，传递，他成了核心的“抄写”和“递送”两手抓的人。 写字这活，放到现在就是复制粘贴，鼠标一点就成，可当年不行，1950年的台北，机密文件只能用复写纸，一层压一层，手一笔一划，字迹不能飘，标点不能错，抄完塞进公文包夹层，路上还要留心尾巴，进门出门眼角都要带着余光，谁靠得近，谁走得急，心里过一遍。 每一页纸，都是秤砣那么沉，走的每一步，都像踩在窄桥上，脚底发紧，呼吸不能乱。 局面开始松动，是蔡孝乾二次落网之后，最先扛住，后来绷不住，嘴一开，带出一串名字，网兜一拉，线头露出来，吴石，朱枫，聂曦，全在名单里。 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清早的风割脸，四个人站在那片地上，吴石，聂曦，朱枫，陈宝仓，名字排在一起，队列没变形，拥挤的人群不敢出声，天边有云，枪抬起来的时候，空气像被拉住，时间往后退了一步。 动身前，聂曦朝着大陆的方向鞠了一躬，声音不拖，“我没给中国人丢脸，也没给家乡福州丢脸”，地上的尘土被风一带，围观的人眼里有水光，很多年后再听到这句话，还是那股直劲。 他只有33岁，过往没有大场面的光圈，没处开追悼会，亲人站不到身旁，这一句话先在小范围里传，越传越远，流进地下的每一段口耳相告里，很多节点就靠这股劲绷住，线没断，人没散。 再把目光转回那间办公室里的操盘手，抓人，审人，押赴刑场的流程，他一步不落，档案袋里有他的签字，奖章发到手里，待遇发到位上，后来上电视，说起那段事，他抽着烟，轻轻吐一口气，“抓他们，我赢了”，语速不快，定格在镜头里。 他活到97岁，身体有病，有人照看，糖尿病，血压高，医生按时来，孩子在国外有工作，家里把后事安排妥当，墓地提前选好，石料尺寸记在本上，公开场合，子女少提父亲的职业，日常问候只聊天气和健康，话题到门口就停。 名字一边是活到很久的年纪，另一边是33岁停在一九五零年的清晨，年岁的差距很大，留下的痕迹不在一个地方，一个落在口述，一个落在记忆里小小的火点上，点在很多人心里，过年过节翻出来，轻轻擦一下，又亮一会儿。 历史的书页有人写，有人读，也有人用走过的路把字迹压深，聂曦这种，抄纸，送信，沉得住气，不说漂亮话，做事不留痕，关键处能把嘴闭住，能把路走完，这些细小的动作串起来，就成了后来被一代代人记住的那条线。 说到头，不是为了翻旧账，不是为了对谁指指点点，只是把名字放在明处，让后来的人知道，那个年代里，有人这样过日子，这样做抉择，等到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心里有杆秤，知道重的放哪，轻的放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