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被当成喂马饲料引进，无意中却救活了无数人！苜蓿的老家在中亚，从土库曼斯坦一直到伊朗西北部。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源自古代伊朗语“busuk”。 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苜蓿就跟着丝绸之路的驼铃，伴着沿途的烽燧，传入了中原。 这株看着纤弱的草，从此和历代王朝的战争、老百姓的生存紧紧连在一起。 汉初，匈奴的骑兵非常强悍，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的说法。他们经常南下骚扰中原，白登之围后，汉朝更明白“没有好马，就立不住国”。 可当时养马太难了，陷入了“人马争食”的困境。《汉书·食货志》里写着，“一马之食，当五口之家”。用粮食喂马，成本特别高。这还导致关中的粮价暴涨，养马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汉使在大宛国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宛国就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当地的战马爱吃苜蓿，吃了之后身体更健壮。 汉使还发现，苜蓿耐旱又抗寒。就算在戈壁边缘，一亩地也能收超过一千斤。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能和大豆相比，现代检测出来大概是20%到22%。这些特点正好能解决北方牧场饲料不够的问题。 汉使带着苜蓿种子回了国，把它种在关中的马场里。苜蓿和中国古代战争史联系，就此开始了。 有了苜蓿，汉军的骑兵实力大幅提高。汉武帝时期，为了反击匈奴，他不仅在皇宫园林里“穿昆明池，广种苜蓿”，还让边境的牧场大规模种这种草。 朝廷在河西走廊新设了“六郡”，包括武威、张掖这些地方。这里推行“马苑配苜蓿田”的制度，专门给战马提供饲料。 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爆发了。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出征。他们手下十万骑兵的战马，大多靠苜蓿喂养。这些战马耐力比匈奴的马好多了。 最终汉军大败匈奴主力，霍去病还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留下了“封狼居胥”的典故。这一战之后，匈奴“漠南无王庭”，再也没法大规模南下。 苜蓿也因此，被列为边郡的“军管作物”。普通人不能随便采挖。 到了唐代，苜蓿和军事防御结合得更紧密了。当时要应对突厥、吐蕃的威胁，朝廷在陇右设立了全国最大的监牧体系。陇右就在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 《唐六典》里有记载，单是陇右牧场就种了一千九百顷苜蓿。朝廷还专门设了“苜蓿丁”，有两百多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种苜蓿。 这些苜蓿供养了七十多万匹军马。唐军的骑兵靠这些战马，一天能跑三百里，成了震慑边疆的重要力量。 贞观年间，李靖夜袭阴山，打败了东突厥。当时骑兵的战马，主要饲料就是苜蓿。开元年间，哥舒翰镇守河西。石堡城之战中，靠苜蓿喂大的战马持续冲锋，才突破了吐蕃的防线。 王维路过河西时，写下了“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的诗句。诗句赞美了天马的雄姿，也暗暗提到了苜蓿对唐军战力的帮助。 宋元明时期，骑兵的地位慢慢变了。苜蓿的“战争属性”减弱，但它在乱世饥荒里，有了新的“救荒功能”。 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南下，中原闹起了粮荒。《东京梦华录》里说，汴梁周边的百姓，采来苜蓿苗，和少量粟米煮在一起吃。就靠这个，他们熬过了战乱缺粮的冬天。 元末明初，黄河流域连年打仗，土地都荒了。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北伐时，军粮不够了。他就让士兵采野苜蓿煮着吃，解决了燃眉之急，也没去劫掠老百姓。 明末清初，气候变冷，出现了“小冰期”。粮食减产，再加上战乱，苜蓿更成了救命的口粮。 《惠民县志》记得很详细。崇祯十三年，也就是1640年，山东大旱，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当地有个大户叫冯应晋，他打开了自家的千亩苜蓿园，让饥民随便采摘。每天能救几十个人，三个月里没出现饿死的人。 同一时期的《山西通志》也有记载。李自成的起义军路过晋南，粮草断了。将领命令士兵采苜蓿当食物，没有去打扰老百姓。这也间接减少了战乱对民间的伤害。 苜蓿是豆科植物，它的根系有个特殊作用，能固定空气中的氮，改良土壤。这个特性，在战后恢复时帮了大忙。 清军入关后，在河南、陕西这些战乱破坏严重的地方，推广种苜蓿。它既能当饲料，又能改良盐碱地，为恢复农业打下了基础。 苜蓿从西域传来的“军草”，变成了战乱饥荒里救人性命的“荒粮”。 这株趴在地上的植物，安安静静的，却见证了千年里王朝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交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