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日军抓住后叛变，纵队得知消息后准备转移，却突然收

1944年，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日军抓住后叛变，纵队得知消息后准备转移，却突然收到一封密信：“将计就计！” 周迪道当时担任浙东游击队的情报员，隶属于新四军，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周迪道是老党员，在当地参加革命多年，对我党在当地的地下组织架构非常清楚。同时，周迪道与浙东游击队的联系紧密，对浙东游击队的情况也很熟悉，他叛变投敌对我党我军的威胁极大。 浙东游击队得知周迪道被抓以后，立刻准备转移，避免遭到敌人的重创。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浙东游击队保卫科长的丁公量却突然接到了一封密信，上面竟然写着“将计就计”。而写这封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被捕的周迪道。 周迪道在信中提到的“将计就计”，指的是“假投降”，再利用日军对他的信任，继续暗中搜集情报，从而实现秘密抗日的目的。 丁公量接到密信以后，立刻将周迪道的想法上报了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对此，两人犯了难，一时间难以下定决心，讨论了很久之后才正式决定，同意按照周迪道的想法实施计划。 为何“假投降”这种事情这么难下决定？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假投降”这种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无论是我军落入敌人手中的人员，或者敌人被我军俘虏的人员，都曾经有过使用“假投降”计划的案例。在我军的俘虏中，土匪被俘后假意“归顺”的情况最多，但最终的结局一般都不太好，土匪往往受不了管制，很快又回归土匪。 而我军战士“假投降”后，一般都能坚守信仰，争取获得敌人的信任，再寻机向我军提供情报，以达成消灭敌人的目的。但问题在于，经历了一两次以后，日军的警惕性就迅速提高，对于这种事情有了防范。 日军残忍，自然不会甘心被戏耍，“假投降”被识破以后，往往会遭到日军的疯狂报复，酷刑之下简直生不如死。所以，“将计就计”看似高明，实则风险极高。若是单纯被敌人抓住，组织还可以暗中营救，或者寻机抢人，而“假投降”被发现的话，基本没有生还机会； 第二，“假投降”这种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方式，不仅有牺牲的高风险，还有事后“解释不清”的风险。如果周迪道选择“假投降”，第一步肯定是要取得日军的信任，而要取得日军的信任，势必要向日军纳“投名状”，做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假投降”还是真叛变，若没有革命同志相伴左右，或者上级接到通知，就没有人可以证明。也正因为如此，周迪道通过监狱内的暗线给丁公量写了这封密信，是通知，也是申请，这样做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这种做法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是难以掌控，真正实施起来会出现什么变故，谁都无法预料。日军让周迪道杀害革命同志怎么办？日军让周迪道带路“扫荡”浙东游击队怎么办？届时，周迪道不按照日军的要求办就会暴露，按照日军的要求做事就回不了头。 若是被日军杀害，至少保留了清白之身，但执行“假投降”，可能多年的革命生涯都会栽进去，风险实在太大了，这就是谭启龙感到为难的关键。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基本没有营救周迪道的可能。谭启龙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冒一次险，批准了周迪道将计就计的申请。而周迪道向日军假投降以后，也确实向日军透露了一些我军的情报，例如游击队的开会地点，还有一些地下组织无关紧要的资料位置。 不过，周迪道做的这些动作，都得到了游击队的暗中配合，让日军抓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又没有实质性收获。周迪道深知这样做很难取信日军，事实上也是如此，周迪道虽然被释放了，还故意出入赌场和妓院，但日军对他根本不信任，始终派人监视他。 周迪道深知，若不能让日军抓到一些“革命者”，他的处境会很难。所以，周迪道很快就告诉了日军，指认李平安是“通共”的同志。 李平安以前确实是新四军的人，但后来背叛了组织，周迪道称李平安是新四军派来假投降的内应，还让游击队帮忙伪造了证据，让日军对李平安恨之入骨，无论李平安如何狡辩，最终都没能保住命。 这件事发生以后，日军对周迪道的信任度明显高了很多。周迪道的行动开始有了自由，不时向日军提供一些假情报，在浙东游击队的配合下，周迪道算是暂时稳住了局面。 周迪道暂时安全以后，立刻开始行动，一方面暗中搜集日军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一方面暗中筹集款项帮助新四军渡过难关。 周迪道此前之所以被日军抓住，就是因为外出执行筹款任务时，被伪乡长告发。周迪道当时除了担任新四军的情报员以外，还兼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被日军抓住以后，日军并不知道他是新四军情报员，这才得以将计就计，否则难度将会更高。 如今周迪道保住了命，仍然不忘自己的筹款任务。但此时自身难保，如何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筹款？周迪道确实很高明，他暗中与当地的大汉奸见面，向他们索要钱款和药品。周迪道不怕他们向日军告密，因为李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谁敢得罪周迪道，他就会把谁说成“通共”给办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奸们纷纷就范，给钱给药，全被周迪道暗中送给了新四军。而周迪道则在日本投降以后顺利撤离，成功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