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国防部长，绝大部分都是领兵打仗的军事将领，比如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等等。有一个人却一直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是政工将领，他就是迟浩田。迟浩田虽然是政工将领，却经常带队冲锋，立下了很多战功。1993年他担任国防部长，一直到2003年，前后长达10年。 迟浩田是山东招远人，胶东出来的老兵，档案上写着“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当过政委、副政委，看着像整天跟文件打交道。 往前翻到四十年代，莱芜、上海、朝鲜一个接一个，都是正面硬打的仗，这样的履历和“只会做政工”的印象，很难对上。 一九四七年莱芜战役，山谷里大雾锁住山坡。 他带两个炊事员去前线送饭送弹，身边就一支冲锋枪、一根扁担，在半山腰撞上一百多号国民党溃兵。 情形对比悬殊，他端枪往前站一步，抬嗓子喊“站住，缴枪不杀”，又把左右两个炊事员当场喊成一排长、二排长，让他们各自往两翼绕，举着扁担在雾里晃悠、呐喊。 那股溃兵心里早虚，又被大雾遮着，看不清这边多少人，只能老实放下枪，一百多人给三个人收了，连枪栓都没拉一下。 两年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战役打响，二十军、二十七军、二十三军、二十六军从四面压向市区。二十五日凌晨，二十七军抢下苏州河以南主要街区，敌人缩到北岸，守着百老汇大厦、邮电总局大楼和四行仓库，火力封锁桥梁，苏州河两岸对峙了十来个小时。 七连反复冲击，伤亡很大，他在抗大学习时的同学张昆在冲锋中头部中弹，倒在河边。 那时候他是二十七军二三五团七连指导员，这个团前身是胶东十三团，打济南被叫“济南第一团”，渡江战役三连五班坐“渡江第一船”。 他拉着王其鹏、张瑞林两个战士钻进城市下水道，从地底摸过苏州河。 三人抓到一个带青岛口音的国民党兵，对方听出他们也是胶东腔，心里一软，乖乖当向导，把他们带到青年军第二零四师设在四行仓库一带的指挥部门口。 屋里的上校副师长没想到有人会从这个方向闯进来，愣了一下，武器就被抢了过去。 三个人拿着两支冲锋枪、一支驳壳枪，把指挥员控制住，往外一吼，三个营一千多号人跟着放下枪。战后他因这次战斗被授予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据说还推辞过几回。 这桩事往上报，聂凤智听得直乐，非要见见这个“制服上千敌人的小伙子”，说要看看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见了真人，是个脑袋有点大的年轻人，老乡仲曦东干脆给他改外号，从“迟大头”变成了“迟大胆”。 胆大，这人也够轴。参军不久，他在一次围剿中被炸翻，伤得厉害，送进医院后，医生看完片子，开口就提截肢。他在病床上回一句，要截肢，先截脑袋。 医生只好先观察，几天过去，伤口扛了过来，这条腿跟着他又跑了几十年山路。 一九五〇年，他随二十七军入朝，任三营教导员。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他率七连追击美军，全连只伤亡两人，却干掉了三十多名对手，他领到一等功。 朝鲜冬天冷得人牙打颤，他盯着的不只是战果，还有冻伤。为防冻伤，他给营里定了两条土办法：一条叫“动”，行军到宿营地不能立刻瘫下，先在原地多走几步；一条叫“搓”，一停下来就抓雪搓手搓脚搓脸，再用雪水洗脸。 营里天天检查执行，三营冻伤人数比周围部队少一截，他自己一点没冻着。 一九五二年，军队里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某位领导给他口信，三天之内必须在营里揪出一只“老虎”。三天一到，他照样交上名单，上面只写了一个名字，就是他自己。 他说营里没别的“老虎”，要凑数也只能把他算上。那轮“打虎”在他营里就此消停，战士们背地里给他安了个新外号，叫“迟老虎”。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 有人反映，起义将领陈明仁带着手枪进了会场。大会秘书长彭真担心出岔子，找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贺龙，让部队把枪收上来，由大会统一保管。 贺龙点了迟浩田。 那时他是二十七军某团团长，三十岁，既懂军内规矩，又好说话。 他去找陈明仁，没有摆脸子，把大会的顾虑讲清，把对老将军的尊重也摆在前头。陈明仁想了想，把那支德国造手枪交给了他，这件事在会场里就这么过去了。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城市像被人推倒，他以北京军区副政委身份在废墟间跑前跑后。 十月初，北京打来电话，叶剑英让他立刻回京，专机已经准备好。 他带着工作组进驻报社，兼任工作组组长和第一总编辑，副组长是《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 刚进门，他下令依法逮捕原总编辑鲁瑛，从稿件到版面，从会议到用人，一件件调整。他在那儿待了一年零二十天，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命调离，走上副总参谋长岗位。 那一年多，报社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迟”，吃饭照样排队打菜，和年轻编辑挤在一条队伍里。 后来总编辑李庄说，这是进驻人民日报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几十年打下来，说起迟浩田，人们总会从“迟大胆”“迟老虎”“老迟”这些外号里随口挑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