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的参谋总部次长的官职到底是有多大？图2就能看明白。 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其实是从荧幕里冒出来的。2009年，《潜伏》火了一遍，“余则成”把一大批观众骗哭，很多人以为那只是编剧的巧思。到了《沉默的荣耀》里，于和伟穿着中山装走进“参谋次长室”，观众才开始愣住：原来真有这么一号人，而且官还不小。 问题就来了，这个“次”字看着像“副手”，手里到底能有多大权。 要看官职大小，得先看架子怎么搭。清代的兵部尚书、侍郎那一套，一直传到了民国，换个名字照用。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从日本那边学官制，各部设总长、次长，总长相当于部长，次长就是副部长，北洋政府接着用，只是多了点变通。 称呼时喜欢把“部”字抹掉，于是有了参谋总长、外交总长、参谋次长这些说法，听上去挺文雅，实际上就是军队和外交的几根“顶梁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各部改用“部长＋次长”的叫法，一个部长，两个次长，一个管政务，一个管日常。到1946年，国民党听了美国顾问团的建议，把军事委员会拆掉，在行政院下面架起一个国防部。 纸面上写得很清楚：国防部设6厅、7局，再往下是陆军、海军、空军、联勤4个总司令部。 上头挂一个国防部长，名义上是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下面再挂一个参谋总长，统管军令，陆海空和联勤都向他负责，表面看起来“部长管总长”，熟悉内情的人都心里明白，是参谋总长压着部长。 职位讲清楚，还得看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1894年，福建一个普通书香人家添了个儿子，取名吴石。 父亲是清末举人，白天教书，闲时给乡亲看病，书房里堆满了经史子集。孩子从小看着这个场景长大，心里自然装着那套“读书报国”的老理。 17岁那年，他在榕城格致书院读书，城外枪声突然闯进课堂。辛亥革命爆发，他看着旗帜更换，觉得时代翻到新一页，干脆丢下课本，跑去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成了队伍里最年轻的一个人，一路打到南京。 1927年，“四一二”事变血流成河，合作破裂，他对蒋介石心凉了半截，索性东渡日本。 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这两所军校，他都拿了第一名毕业，会写文章，会做战例推演，诗词书画也不差，还能用英语、日语对话，被同僚打趣称作“十二能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回到国内，钻进情报堆里，整理出了《参二室蓝皮本》。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军跟日军第一次大规模硬碰硬。 起初，很多人把那本薄薄的蓝皮书当参考书丢在一边。打着打着，参谋人员发现，书里标的日军番号、编制、兵力配置与前线情报一一对上，这才知道眼前这堆纸不简单。 武汉会战那段时间，蒋介石几乎每周要把吴石叫到跟前，摊开地图问他的看法。能被请到这种桌子前的人并不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后来1946年国防部建立、1949年迁台，参谋本部那颗“关键钉子”，最终落在他头上。 抗战结束后，现实的味道开始变酸。 国民党撕掉“双十协定”，内战开打，军队里上下其手的事越来越多，前线流血，后方争位子，这样的场景，吴石看在眼里。 1947年，他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建立联系，慢慢站到另一边，接受中共领导，开始在国民党高层和中共之间暗中传递信息。后来他自己说过一句“决心下得太迟”，语气里有悔，有愧，也有一种认定了就不回头的倔强。 1949年夏天，局势一边倒，蒋介石准备退到台湾。 中共这边的情报负责人吴仲禧劝他转去解放区，说贡献已经很大，再往火坑里跳太危险。他的回答很干脆：“为人民做得还不够。”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女，他还是登船去了台湾。蒋介石见他愿意跟自己走，心里更加放心，不光授了中将军衔，还任命他做国防部参谋次长。按《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的记载，1949年10月29日他到任，11月11日正式任命。 有了这个身份，他能接触到的东西就完全变了味。 《台湾防区军事态势图》从他手里复制出去，台湾本岛的兵力布防、防御要点一清二楚。 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所用机型和架次，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也被他一点点整理成表格，想办法送到北京。 高雄、基隆要塞的火炮位置、射界，澎湖列岛反登陆木桩、水下铁丝网的布设情况，都在那几份“绝密件”里画得明明白白。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让北京桌上的台湾地图突然“活了”，不再是一块模糊的灰色。 毛主席看了情报，说过“等这个吴石回来了，要亲自嘉奖他”，话说得很实在，可惜没来得及兑现。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上刑不上心，叛变了，把“吴姓高层每周在台北植物园交卷”这句话吐了出来。 几天之后，特务在长椅下面翻出卷着的胶卷，里面拍的正是海防图、炮位图。 吴石的线，就这样被扯出来。 被捕后，他被吊在梁上三天，一只眼睛被打成失明。 审讯室里写过很多“自白书”的样板纸，他一张也没签，只留下那句“我替中国人做事，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