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 1960年的冬天，北京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张文裕下班回家，推开胡同里那扇熟悉的木门，屋里黑着灯，灶台上的铁锅凉得像冰。他心里“咯噔”一下——王承书早上还说要给儿子炖排骨，怎么这会儿人影都没了？ “承书？承书？”他喊着妻子的名字，声音在空荡荡的屋里撞出回声。里屋的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王承书常穿的那件灰布棉袄搭在椅背上，就是人没了踪迹。枕头底下压着张纸条，字迹还是她惯有的工整：“文裕，勿念，照顾好儿子。” 就这八个字，像块石头砸在张文裕心上。他知道王承书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脑子里装着别人看不懂的公式，可再忙再累，她从没 overnight（彻夜）不回家。他疯了似的往外跑，裹着棉袄在寒风里穿梭，挨家挨户问邻居，骑着自行车跑遍她常去的图书馆、实验室，甚至去北大校园里守了三天，嗓子喊哑了，脚冻裂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儿子小远那时候才六岁，天天趴在窗台上问：“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张文裕抱着儿子，眼泪往肚子里咽：“妈妈去做很重要的事了，做完就回来。” 可这一等，就是十七年。 这十七年里，张文裕又当爹又当妈，把小远拉扯大。儿子考上大学那年，拿着录取通知书跟他说：“爸，我报了物理系，说不定能找到妈妈的线索。”张文裕别过脸，抹了把眼睛——他心里清楚，王承书的消失，八成跟她常念叨的“国家需要”有关。 1977年深秋，北京的银杏叶落了满地。张文裕刚给窗台上的月季浇完水，就看见胡同口站着个老太太。头发白得像霜，背有点驼，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个旧布包，正对着他们家的门发呆。 “您找谁？”张文裕走过去，觉得这老太太有点眼熟，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老太太转过身，眼睛里的光颤了颤，嘴唇动了半天，才挤出句：“文裕，是我。” 这三个字刚出口，屋里的小远正好推门出来。他都二十三岁了，高鼻梁像极了王承书，此刻看着门口的老太太，突然定在原地，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 “妈？”他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老太太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点了点头。 小远像疯了似的冲过去，一把抱住她，哭得撕心裂肺：“妈！你去哪了？你怎么才回来啊！我以为你……我以为你不在了！”十七年的委屈、思念、埋怨，全在这一声哭喊里炸开了。 老太太拍着儿子的背，自己也哭得直抽气，话都说不囫囵：“对不起……儿子……妈对不起你……” 张文裕站在旁边，看着相拥而泣的娘俩，眼圈也红了。他这才看清，老太太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指关节有点变形，想必这些年没少遭罪。 进屋坐下，喝了杯热水，王承书才慢慢说开。当年国家秘密启动铀浓缩项目，她是被点名调去的专家，项目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连名字都得改。她收拾东西的时候，看着熟睡的儿子，心像被剜了块肉，可还是咬着牙走了——实验室里，还有更重要的“孩子”等着她。 “那些年，天天跟铀打交道，辐射大，头发掉得一把一把的。”她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发，笑了笑，“每次想你们，就偷偷看一眼藏在日记本里的全家福，看一眼就有劲儿了。” 小远这才注意到，妈妈的布包里有个磨破了角的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贴着他六岁时的照片，旁边写着：“儿子今天掉了第一颗牙”“儿子说长大要当科学家”，字迹从清秀到后来的颤抖，记满了十七年的牵挂。 晚饭时，王承书执意要给他们爷俩做饭。她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切菜的动作有点慢，可张文裕看着看着，突然觉得心里空了十七年的那个位置，一下子被填满了。 小远坐在桌边，看着妈妈的背影，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总把他架在脖子上，在院子里看星星，说：“天上的星星，都是原子变的，等你长大了，妈妈带你去摘一颗。”原来妈妈真的去摘“星星”了，用了十七年，摘回了一颗能照亮国家的“星星”。 那天晚上，王承书把攒了十七年的话都说了，说到项目成功时，她眼里闪着光，像个得到糖的孩子。张文裕没多问那些年的苦，只是握着她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一家三口身上。十七年的等待很苦，可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所有的苦都化成了甜。就像王承书说的：“国家是大家，家是小家，守好了大家，小家才能安稳。”这话听着朴素，却藏着一个女人最沉的爱——对家的，更是对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