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的超级大脑有多厉害呢？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在一次采访时说：“有一次

于敏的超级大脑有多厉害呢？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在一次采访时说：“有一次，我们和于敏在看核装置物理量的纸带，于敏突然就说这个量错了，这个得求助于华东计算所的同志们。 1967年6月17日，那是个让中国挺直腰杆的日子。 当蘑菇云在戈壁滩上空翻涌时，观测点的帐篷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正攥着张纸。 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痕迹间，而一行红笔字格外刺眼：“冲击波参数验证通过。” 他叫于敏，“国产土专家一号”，没有留洋经历，却用一双“比计算机还准”的眼睛，为中国核盾牌烙下了最精准的坐标。 故事要从1941年的北平说起。 15岁的于敏蜷在四合院的煤油灯下，课本下压着《孙子兵法》。 窗外是日军，屋内少年的草稿纸却写满微分方程。 他总把《物理学报》垫在课本下，不是为掩护，是打心底里觉得“物理比刀枪更能救中国”。 四年后，他考上西南联大。 去昆明的火车穿过战火线时遭轰炸，装计算尺的木箱被弹片削去一角。 同学记得他跪在废墟里扒拉残片，手指被铁皮割得鲜血淋漓，却笑着把找到的半截计算尺别在腰间：“少了它，算题都不顺手。” 1951年北大实验室，一场突发的肠穿孔差点要了他的命。 高烧昏迷时，他攥着导师张宗燧送的量子力学笔记不肯松手。 1961年，钱三强敲开了于敏的门。 办公室墙上挂着刚挂起的《后出师表》拓片，红笔圈着“鞠躬尽瘁”四个字。 “国家需要你转行。” 简单一句话，于敏带着两摞演算纸就上了去青海的火车。 那时他对核装置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上的几张示意图。 到了221厂，住土坯房，冬天没暖气，演算时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揣在怀里捂热了再写。 “他的脑子像台精密仪器。” 多年后，杜祥琬院士回忆起青海实验室的场景。 一卷米黄色纸带铺在桌上，众人看了两小时没找出异常，于敏却蹲在旁边，手指顺着刻度慢慢滑，突然停在某段：“这里脉冲间隔不对，差了0.3微秒。” 没人信，直到华东计算所连夜排查，才发现是输入时把中子截面参数的小数点后第三位输错了。 所长后来感慨：“于先生的眼睛，比计算机的校验程序还准。” 在221厂，于敏的演算纸能堆成山。 他每天睡前把关键参数抄在小本子上，走路背、吃饭默念，哪个数值偏离正常范围，闭着眼都能觉察。 氢弹理论攻关期，万次计算机“J-501”是宝贝，只能夜间使用。 有回计算机算出的数据总差那么一点，于敏守着纸带机突然喊停：“加法器故障！” 技术员拆开机器，烧坏的部件冒着青烟，他却已在草稿纸上演算出正确数值。 后来试验成功，蘑菇云升起时，他站在观测点，手里还攥着那张写满修正公式的纸。 他三年没回家，妻子的家书堆在抽屉里，他连拆都没顾上。 困难时期，九所食堂的饭铃一响，于敏总第一个冲过去。 同事笑他“打算盘精”，却不知他抽屉里常备萝卜干。 胃痛得厉害时，就着窝头嚼两片。 有次他翻找食物，发现满抽屉都是老同事悄悄塞的窝头。 最苦时，团队用算盘验证数据。 财务科老会计记得，于敏总借最大的枣木算盘。 有夜突降沙暴，他裹着棉被打算盘，珠子声混着风吼。 次日验算结果和计算机分毫不差，他戏称这是“珠算交响曲”。 他还有个“怪癖”，用《易经》爻辞推演算法。 有夜核对数据到凌晨，哨兵换岗时见他在草稿纸边画八卦，乾卦位置标着“冲击波参数待验”。 突然掷笔大笑，因为他竟用爻辞推演出新算法！ 这张“八卦演算纸”至今存于九所档案馆，背面写着：“周文王助我。”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的巨响震惊世界。 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2年8个月，比美国快了4年半。 庆功宴上，于敏悄然离席，在宿舍写下新课题。 保密柜里锁着未完成的演算稿，页脚画着小小的八卦图，那是他解压的法子。 晚年的他，在“淡泊明志”的条幅下看学生论文。 有次指出数据偏差，学生嘟囔“计算机验算过的”，老人眨眨眼：“我比机器多颗中国心。” 他走后，人们整理出三柜草稿纸。 最新那叠写着磁约束公式，页边画着待放的木槿。 2019年国庆阅兵，东风导弹方阵驶过天安门。 于辛抱着父亲遗像轻声道：“爸，咱们的草稿纸，长成钢铁长城了。” 从煤油灯下的少年，到戈壁滩上的“人肉计算机”，于敏的“超级大脑”从不是天赋异禀。 是把参数刻进骨头里的坚持，是“国家需要我就干”的纯粹，是草稿纸堆出的千万次推演。 那些曾被他纠正的数据、完善过的公式，早已化作大国重器的底气。 所谓“国士”，不过是用一生把“国家需要”写成最动人的诗。 主要信源：（《于敏传》（人民出版社）、杜祥琬院士《难忘的科研岁月》采访实录、《中国核工业报》“两弹一星”元勋专题报道、央视《国家记忆》于敏专题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