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盛夏，鲁西平原上热浪翻滚，蝉声聒噪，空气里却飘散着一股血腥气。那时节，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这片土地。阳谷县近郊的一个小村庄，在一天清晨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四大队机枪中队的扫荡。高桥健三和金子安次这两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像饿狼般闯进了村子。 村南头有间低矮的茅草房，院子里坐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不跑不躲，就静静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挂着一丝惨淡的苦笑。那笑容里藏着太多东西——是对眼前这两个入侵者的轻蔑，也是对这残酷命运的无奈。 她的丈夫和亲人都不在了，就在刚才，她眼睁睁看着整个村子陷入火海，听着乡亲们的惨叫。这一切来得太快太残忍，她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住。当高桥和金子闯进院子时，她好像早就知道他们会来，既不惊慌，也不求饶。 高桥伸手去拉她，她一动不动，只是默默朝屋里望了一眼。就那一眼，藏着为人母的全部牵挂。两个日本兵强行把她从磨盘上拖下来，拽到屋后的草垛边…… 事后，高桥举起刺刀，对准了这个已经精神恍惚的女人。金子在一旁看着，心里觉得太过残忍——这女人有什么错呢？战争原本与她们无关，可在那年月，谁又能幸免？尤其是面对这样毫无军纪可言的日军。 女人倒下了。两个日本兵又端着滴血的刺刀继续在屋里搜寻。当高桥走到里屋那堆谷壳前时，用刺刀猛地一挑——碎金般的稻壳纷纷扬扬落下，底下竟蜷缩着一个少年。 那孩子约莫十四五岁，吓得浑身发抖，沾满糠屑的睫毛不停地颤。他脖子上抹着煤灰——那是天刚亮时，母亲用颤抖的手给他抹上的。一个精神已经崩溃的母亲，在最后关头能想到保护孩子的办法，也只有这样了。 金子粗暴地揪住少年的耳朵，把他从谷壳堆里拽出来。这时他才明白，那个坐在磨盘上的母亲为什么不肯逃走——她是在用自己作掩护，守护着藏在谷壳堆里的孩子。 “这孩子也得处理掉！”高桥的刺刀已经抵住了少年的胸口。这个老兵眼里闪着凶光，握枪的手指绷得发白。金子想要求情，可在那时的日军里，新兵得听老兵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刺刀捅进少年腹部时，发出一种黏腻的声响，像湿麻布被撕开。少年没发出惨叫，只是像受伤的幼犬般短促地呜咽了一声。他的手指死死抠进地上的树皮，指甲翻了起来，混着腹部涌出的血，在干裂的土地上画出了诡异的图案。 这两个丧尽天良的日本兵，污辱并杀害了拼死保护孩子的母亲，又用刺刀夺走了少年稚嫩的生命。当高桥用刺刀挑起孩子的身体，狠狠摔在院篱笆上时，那双尚未完全僵硬的小腿还在空中无力地蹬踹…… 不过，报应来得很快。他们离开村子不久，就遭遇了游击队的伏击。高桥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金子身负重伤，成了游击队的俘虏。乡亲们的血仇，总算得报。 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深秋，金子安次被送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用颤抖的笔写下了这段回忆：“女人坐在磨盘上苦笑，日本兵犯下禽兽暴行。我残害了一对可怜的母子，这是我犯下的罪恶！” 他在悔过书中详细记录了那段暴行，每一个字都沾着血泪。经过十年改造，金子安次于一九五五年被特赦遣返回国。而那个死有余辜的高桥，早已化作中国土地上一缕无人祭奠的孤魂。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每当想起那个坐在磨盘上苦笑的母亲，想起谷壳堆里瑟瑟发抖的少年，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历史的教训很简单——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受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