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男子婚礼当天，母亲突然神色慌张地告诉他，包里放着的7个总额6080元的红包不见了，母子俩一合计，认为全程在房间里负责跟妆的化妆助理嫌疑最大，可对方却百般否认，男子怕报完警进出过房间的亲戚们都要被拉去做笔录，那婚礼也没法办了，他只好忍到事后再算账，报完警没多久，助理就去男子家中退了赃，拿到钱后，男子认为这事还没完，他花11万找团队操办婚礼，却换来这种服务，他需要一个说法，可负责人一句话就甩了锅。 今年9月27号，刘先生和爱人在一家宴会艺术中心举办婚宴。 刘先生了解到，这家店可以全包酒席、婚礼主持等等…这样一来，他们也不用另找婚庆公司了。 于是，刘先生就跟店家签了协议，让他们负责婚礼全流程，最后乱七八糟下来花了11万多，其中就包括他们单掏880请的化妆师助理。 然而，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这名小小的助理竟差点毁了他的婚礼。 就在婚礼当天上午，刘先生母亲突然一脸慌张地告诉他，包里放着的7个红包突然不见了。 刘先生一听，脸色顿时暗了下来，这些红包里有6个是婚礼游戏用的百元钞，一个是亲戚给的大红包，总共6080元。 红包好端端放包里，咋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见了？刘先生让母亲仔细回忆一下事发前的情况，想想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母亲说，当时化妆助理在新房里给她化妆，屋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自己家亲戚，只有助理一个外人。 接着，母亲像想起什么似的，猛地一拍大腿，说她曾被助理支出过房间，如今看来，这助理很可疑啊！ 母子二人虽然心中已经起了嫌疑，可刘先生哪敢当场报警？十几个亲戚都在客厅等着接亲，要是都拉去派出所做笔录，这婚礼还办不办了？ 所以，刘先生只能强压怒火，紧急重新准备了红包，并把事情告诉给了策划团队的主管。 主管收到消息后，连忙问了化妆师和助理俩人，有没有这回事？对此，俩人都否认说没有。 婚礼结束后，刘先生又当面和化妆师和助理谈了话，但这次依然一无所获。 等到第二天，婚礼也算顺利结束了，刘先生直接报了警，准备查个水落石出。 报警后，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段监控视频，并告诉警方，他高度怀疑就是助理偷的钱。 监控显示，助理躲在一处，从衣服里拿出一叠东西，接着她把外包装一一拆开，做了类似用手指点钞票的动作。 刘先生觉得，这就是助理偷了红包的铁证。 而且据他回忆，婚礼那天温度直逼30度，正常穿个短袖都不会冷，可那助理却穿得很厚，外面穿着件长度到膝盖的牛仔衣。大热天穿成这样，哪怕偷完钱装兜里也没人能看得出啊！ 后来，警方直接将助理传唤到案，就在10月21号的晚上，该助理来到刘先生家退了赃。 虽然钱拿回来了，但刘先生认为这件事还没完，因为化妆助理是店方团队的人，他们让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服务客人，也有责任。 然而，店方的甩锅行为让他无法接受。 店方说，从头到尾只有跟刘先生对接的策划师是他们的人，至于化妆师和助理，都是合作方的人，属于外包的团队。 意思就是，化妆助理出了任何问题，都与他们无关。 不过，店方表示愿意退那880块的助理费，再送张消费储值卡。 但刘先生要的不是这点赔偿，他气的是酒店的态度。当初合同上明明写着是店方的执行团队，如今出了事就说是外包的，也不肯告诉他具体是哪个公司，这不是耍人吗？ 其实刘先生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必须明确告知服务提供方的具体信息，是单位还是个人。 第二，酒店必须正式道歉，不能含糊其辞，可酒店方就是打太极… 目前关于赔偿这一块，刘先生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事儿酒店方拖得了干系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根据这个法条，刘先生有权要求经营者披露服务提供方的真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是否使用外包团队、外包单位的具体名称、资质及服务标准等。 酒店方在案发后仅以“婚庆行业普遍外包”为由拒绝披露合作方信息，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 另外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酒店方作为合同签订方，有义务确保其提供的服务符合约定标准，包括对第三方服务人员的监管责任。 酒店方虽声称化妆师助理属于“合作方人员”，但没有在合同中明确外包关系及风险分担条款，导致刘先生对服务提供方身份产生合理信赖。 当外包人员实施盗窃行为时，酒店方需对服务瑕疵承担连带责任，而非以“外包”为由免除自身义务。 对此，你怎么看？ 关注@运良说法. 学法律知识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