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起义将领范绍增对7个妻妾说：“现在是一夫一妻制，你们7人，只能留一个！”这句话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七个女人的命运瞬间被推到风口浪尖。 范绍增心里清楚，这不仅是家务事，更是新社会给他的第一道考题。 范绍增在川军里是出了名的人物，早年加入袍哥，后来凭着一股猛劲在战场上拼出地位。 1938年淞沪会战他带着部队往前冲，1942年浙赣会战更是亲手把日军中将酒井直次送回了老家，这人也成了抗战中被咱们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 战友们都叫他“范哈儿”，说他看着憨厚，其实心里比谁都明白。 家里的事却没战场上那么简单。 他娶了七个老婆，大老婆陈文兰十四岁就进门，一直在老家照顾公婆，跟他聚少离多。 其他几个姨太太有的是女师毕业的学生，有的是公司职员，他还专门修了座“范庄”给她们住，配着汽车佣人，日子过得挺滋润。 这种生活在当时的军阀里不算稀奇，他上司杨森就有十二个姨太，最小的比他小七十多岁。 1950年婚姻法一出来，情况就变了。 这部法律是新中国头一部基本法，周总理亲自盯着立的，明确说了一夫一妻，不准纳妾。 那会儿离婚的人一下子多起来，旧的婚姻制度眼看就要散架。 作为起义过来的人，范绍增知道这时候得表个态，他跟身边人说，起义了就得像新社会的样子。 那年春天他把七个老婆叫到范庄开会，说只能留一个。 现场哭声一片，陈文兰低着头抹眼泪，年轻的几个互相瞅着不说话。 本来想选个年轻漂亮的，但后来发现陈文兰在老家替他尽了二十年孝，这时候甩了她，道义上说不过去。 换成谁可能都得犹豫，一边是感情，一边是良心。 最后留下的是陈文兰，其他人拿了金条房产各奔东西。 三个去了香港，何淑兰去吉林找哥哥，何署熙留在重庆开了个小店，晚年还跟人念叨范将军待她不薄。 最特别的是叶邵芳，她没走，说愿意当佣人留下，后来因为有孩子，加上新法律有解释，居然成了合法妻子。 后来范绍增当了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叶邵芳跟着他成了革命家属，还参加妇联活动。 这事儿看着是范绍增做决定，其实每个女人都在选自己的路。 从军阀姨太到自食其力的普通人，她们的经历正好映着那个年代的变化。 法律改了旧俗，也改了这些女人的命运。 范绍增的选择既有无奈，也透着点担当。 如此看来，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在时代转折点上的每一步，都连着过去和将来。 她们的故事不只是家务事，更是一个国家从旧到新的缩影，每个人都在浪潮里找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