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会大学（5） 袁汉民 1973年秋天，一次我到银川购买修理电动机用的漆包线，顺便到宁夏大学去拜访几位高中时的同学，他们有的已是宁夏大学的老师，有的是在校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见到我后格外热情。我想他们可能是因为与我固有的常情，也可能是处于对我眼前处境的同情，看我在家庭和爱情方面遭受沉重打击后能够自拔，走出阴影，表现出的豁达、开朗而感到高兴。记得，那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宁大有同学回家，学生宿舍有空位床，一位来自同一个生产大队的高中同学留我住在他的宿舍。谁知我们俩却畅聊了整个通宵，毫无睡意。我们谈了自己的理想、志向，接着谈了对国家、社会、宁夏发展前途的看法，最后又谈到家乡农村的现状。尽管高中时期我们俩的爱好不同，他喜欢文科，我喜欢理科，但是谈到“广阔天地”里“社会大学”的事情，我们却很投机。 1974年春天，生产大队派我到银川化肥厂购买氨水，我带上几本书，常住在银川一家小旅馆里。每天早晨我起得很早，乘公交车到银川化肥厂，围着中宁县生产资料公司采购员要氨水指标。指标到手之后，马上给中宁县鸣沙邮电所打电话，让大队派拖拉机带上橡胶囊，连夜赶到银川拉氨水，然后把拉回的氨水再分配给各生产队作肥料用。在此期间，我有较多的时间看书学习，收获不小。也就是这一年，我把抽烟的不良习惯戒掉了。 我是1968年染上的抽烟习惯。记得班上有位女同学告诉我，班上同学都抽上了烟，她已抽上了烟，感觉心情很好。于是我也试着抽上了第一支香烟，感觉不错，尤其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后来越抽越厉害，“一发不可收拾”。每当心烦，或遇上知己后能一根接上一根地把一盒烟抽完。那时的农村经济困难，我又穷困潦倒，买什么都舍不得花钱，但是买烟就舍得花钱，买上几盒烟，尽管档次较低，放在那里心里就觉得很踏实。如果遇上熟人抽的烟是好烟，自己怕丢面子，总是拿不出自己的便宜烟，而且心里总希望对方把好烟发给一支抽。如果对方不“让烟”而自个抽好烟，心里就觉得自己很低品，内心很虚荣。抽烟8年之后的我深感抽烟对身体、心灵的伤害。后来，我抽烟的水平已到了“庐山牌”，每盒3角2分，每天平均一盒烟。我想，如果把烟戒了，就可以轻松地满足妹妹在简泉农场中学上学的伙食费，不必临时扣头了。但是戒了几次烟均以失败告终。 这次来银川买氨水期间我得了一场重感冒，病情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抽起烟来感觉有一种难闻的“燎猪毛味”。我想，这正是戒烟的好机会。过了一个月，身体彻底康复了，开始闻到香烟的香味了。见别人抽烟，觉得自己嗓子里像爬着一条虫一样难受。我强忍着渡过了三个月后，就一点儿也不想抽烟了，见别人抽再好的烟也都无动于衷。 1975年夏天，没想到那位曾经与我彻夜交谈的同学从宁夏大学毕业后，没选择上班挣工资，竟然选择回乡当农民挣工分。我是迫不得已才在农村长期生存的，他却自愿回乡当了农民，我们两人是“殊途同归”。他回乡不久，便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我们商量在位于中宁县黄河大蒲子滩上办起了一所所谓的“农业大学”，把全大队参加河滩地开荒种地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边干活边学习，大家情绪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所“农业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农作物栽培、耕作技术、土地规划、灌溉技术、病虫害防治方法等。然而这所“农业大学”就像是孩童时期玩的“锅锅家”一样，河滩开荒种地一个多月后大家离去，各回各家劳动，“农业大学”就不复存在了。而我却按照自己“理工科社会大学”的预先安排，继续着我的学习。后来因为历史的发展需要，那位同学与我先后“鲤鱼跳龙门”，成为挣工资的“体制内人”。 （《大学之梦》2025年10月1日修改稿节选） 个人简介： 袁汉民，1947年9月出生于北京，研究员，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八、第九届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宁夏农林科学副院长等职,宁夏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种质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等研究工作，从事枸杞遗传育种工作1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被国家4部委联合授予“全国农业智力引进先进工作者”称号，获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 颁发的 “土壤保护突出贡献科学家（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Scientists in Soil Conservation）奖”、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小麦育种工作者杰出校友奖（Outstanding Alumni Award）”。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合著学术专著6部，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