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重庆大坪刑场，陈然背插死囚标签，双手反绑。当特务喝令他跪下时，他猛然转身，用被缚的双手扯下背上那块写着“死囚”的纸标，重重掷在地上，朗声道：“从正面向我开枪！”这一年，他年仅26岁。 没人知道，这声硬气的呐喊背后，藏着陈然18个月的狱中坚守，更藏着他从普通工人到革命战士的成长底气。他出身平凡，老家在河北香河县，十几岁就跟着家人到上海、广州谋生，在纱厂当学徒、在电厂做技工，没读过多少圣贤书，却亲眼见惯了资本家压榨工人、国民党特务随意抓人，心里早就攒下了对“公平解放”的盼头。 后来陈然辗转到重庆，1947年偶然认识了地下党员，听说要办一张传递解放军胜利消息的报纸，他没犹豫就接下了油印的活儿。这张报纸就是《挺进报》，没有专业设备，他就把家里的旧木箱改成印版架，用普通毛笔蘸着油墨刻字，白天装作普通职员去上班，晚上躲在阁楼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干活，经常印到天亮，手指被油墨染黑，洗好几天都洗不掉。 1948年4月，叛徒出卖了《挺进报》的地下网络，地下党提前给陈然送了“速转移”的暗号，按说他收拾东西就能走。可他看着桌上没来得及销毁的报纸底稿、油印机，心里犯了倔——这些东西要是落到特务手里，狱友的名字、后续的办报计划都会暴露，他咬着牙留下，把所有资料烧得干干净净，直到特务踹开房门，枪口顶到他腰上，他都没皱一下眉。 被关进渣滓洞后，特务没少用酷刑逼供，老虎凳加砖加到腿直打颤，辣椒水灌得他咳到吐血，每次折磨完都问“同党在哪、还有多少份报纸”，陈然要么闭紧嘴不吭声，要么就指着特务骂“你们挡不住新中国”。后来他还在狱中偷偷写了《我的自白书》，没有纸笔，就用指甲在墙上刻，用棉花蘸着血水写，“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字字都没藏半分软骨头。 其实陈然牺牲前，已经从狱友偷偷传的暗号里，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了。特务故意瞒着他们，可难不住狱中同志的默契，他知道自己盼了这么久的“好日子”，终于要轮到老百姓过了，所以才敢当着特务的面扯下“死囚”标——在他心里，自己是为新中国牺牲的革命者，不是任人宰割的死囚，必须堂堂正正赴死。 现在有人提起当年的革命者，会说“年纪轻轻太可惜”，可没人想过，陈然不是不知道危险，是他清楚，那时候的重庆，老百姓连出门都要躲着特务，要是没人站出来办报、传消息，大家就看不到希望。26岁的年纪，放在现在能上学、能工作，可陈然却选了最危险的路，不是傻，是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沉的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