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牺牲前的留影，他们牺牲那天是1950年6月

下图是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牺牲前的留影，他们牺牲那天是1950年6月10日。他们在特别军事法庭被审判完、写完简短遗嘱，就立即被送到了台北郊区马场町行刑。蒋介石在处决吴石等时，第一次公开了行刑现场，当天，他们是在无数记者、摄像机的见证下被执行枪决了。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岛上情报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吴石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历经抗日和内战，积累了深厚军政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表面上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实际负责窃取国民党军事情报。朱枫是他的妻子，同时担任情报联络员，两人通过隐秘渠道将部队调动、补给数据等信息传回大陆。 陈宝仓在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担任总监，利用后勤岗位获取物资分配细节。聂曦则作为吴石副官，负责档案保管和文件转运。四人组成紧密小组，互为掩护，在高压环境下坚持数月。吴石处理公文时，顺带记录关键数据，朱枫化身为普通家属，穿梭于市区传递胶卷。陈宝仓巡视仓库，聂曦驾驶车辆沿途交换情报。这种分工确保了情报链条的连续性，避免了单点暴露。他们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大陆对台海局势的判断，为后续解放行动提供了宝贵支撑。潜伏生涯虽短暂，却体现了隐蔽战线人员的专业性和牺牲精神。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任务充满不确定性，但他们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统一大义。 1950年初，叛徒供出线索，导致小组成员相继落网。2月，聂曦在办公室被捕，特务翻查抽屉，查获联络记录。3月1日，吴石在家被武装人员拘押，搜出胶卷证据。朱枫开门时遭围堵，陈宝仓则在会议中落网。国民党当局迅速组建特别军事法庭，由蒋鼎文任审判长，地点设在台北一处戒备建筑。审判聚焦于间谍指控，检察官列举胶卷内容、笔迹鉴定和档案转移事实。四人拒绝认罪，坚持立场，强调两岸同根同源。审判过程持续数日，6月10日上午，法庭宣布死刑判决。 四人获准书写遗嘱，吴石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信念，朱枫重申组织忠诚，陈宝仓和聂曦留下简要嘱托。判决后，立即执行，无任何上诉机会。这种仓促审判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急于立威心态，旨在通过快速处决切断情报网络。整个过程暴露了岛内司法的工具化倾向，四人的从容回应则凸显了个人信念的坚韧。遗嘱虽短，却成为后世了解他们心迹的窗口，体现了革命者对事业的执着。 蒋介石决定首次公开行刑现场，目的是制造宣传效果。他预想四人会在媒体镜头前崩溃乞怜，以此警示潜在叛变者，强化统治合法性。6月10日下午4时，台北郊区马场町刑场拉起铁丝网，哨兵环绕。数十名记者和摄像师受邀聚集，携带设备记录全过程。押解车辆抵达后，四人被推下车，双手反绑，走向刑场中央。吴石走在最前，朱枫、陈宝仓、聂曦依次跟上。行刑队十二人跪地举枪，审判长签发执行令。 整个枪决在十分钟内完成，第一排枪击中心脏，补射确保即时死亡。蒋介石的预期完全落空，四人无一低头，媒体捕捉到他们的挺立姿态。朱枫高呼口号，聂曦形象凛然，陈宝仓泰然自若，吴石透出坚定自信。这种公开操作本意威慑，却适得其反，照片和报道流传开来，动摇了国民党内部士气。蒋介石事后获悉细节，私下抱怨失策，但已无法挽回。公开刑场的这一决定，成为历史转折点，放大了个体牺牲的象征意义。 四人的从容表现源于长期革命磨砺。吴石作为高级将领，早年投身北伐和抗日，积累了战略眼光，潜伏时他确信台湾必将回归大陆，这种信念支撑了他直至最后。朱枫出身书香门第，加入中共后从事情报工作，她在联络中展现细致周密。陈宝仓负责后勤多年，熟悉国民党军内运作，聂曦年轻有为，执行任务时果敢可靠。枪决中，朱枫连续呼喊后遭多枪射击，聂曦被媒体描述为大义凛然，陈宝仓视死如归，吴石在押解途中对士兵提及两岸一家亲。这些细节通过媒体记录，流传至岛内外，激发了更多人反思。他们的牺牲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隐蔽战线无数英烈的缩影。国民党当局虽加强搜捕，但无法抹杀这种精神力量。公开行刑的失算，让蒋介石的宣传策略破产，反而为大陆舆论提供了素材。历史证明，这样的从容往往比暴力更具穿透力，影响远超预期。 牺牲后，四人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骨灰经渠道运回大陆，安葬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雕像矗立其中，铭文刻录事迹。2006年，民政部正式颁发烈士证书给家属。国民党方面则继续追查余党，1950年8月，又处决相关人员王正钧，显示蒋介石的报复心态。岛内媒体虽受控报道，但私下流传的影像动摇了军心。 1965年，蒋介石在陆军官校讲话时，仍为情报泄露愤慨，暴露了长期隐患。两岸分隔下，四人的故事渐成传说。1983年，中共中央为朱枫作出组织结论，赞其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他们的遗嘱和照片，成为教育后人的教材，强调隐蔽工作的价值。纪念活动持续至今，每年6月10日，相关单位举行追思会，缅怀贡献。这种传承，不仅是个人荣光，更是国家统一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