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被俘最高将领吴成德，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军籍，生活艰苦。1996年，吴成德将军在84岁高龄时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可谓传奇而坎坷，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吴成德，山西运城人，是个文化人。在那个年代，能读书识字的都不多，他还在小学当过老师，本可以安安稳稳教书育人。但时代不允许啊，日本人打过来了，全国上下都在喊“全民抗战”。吴成德二话不说，放下了粉笔，拿起了钢枪，投身革命。 因为有文化，脑子活，他在部队里很快就脱颖而出，当上了县自卫队的政委。打仗这事儿，他可一点不含糊。枪林弹雨里，他没怂过，把自己的命早就置之度外了。 1950年，抗美美援朝战争爆发。吴成德所在的60军180师奉命入朝。临出发前，军政委袁子钦拍着他的肩膀说：“师政委空着，你先代理吧！”就这么一句话，吴成德成了180师的“大家长”，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如泰山。 说实话，180师在当时可是“豪华配置”，全员换装苏式装备，听着就提气。但问题也出在这儿，新枪发到手里，还没来得及好好练，就急行军700多公里上了前线。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初期，咱们志愿军气势如虹，打得联合国军节节败退。180师的任务，就是死死顶住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线。 但对手是老狐狸麦克阿瑟，他搞了个“磁性战术”，一边打一边退，故意把我们的战线拉长。咱们的后勤补给线本来就脆弱，全靠战士们两条腿背，战线一长，粮食弹药立马就跟不上了。 敌人算准了我们“礼拜攻势”的规律，等我们粮草耗尽、人也疲了，就开始疯狂反扑。5月下旬，情况急转直下，180师被美军两个师从两翼死死包围在了汉江以北的一个小山沟里。 天上是敌人的飞机轰炸，地面是敌人的大炮覆盖，整个山头都被削平了。师部下令分散突围，能跑一个是一个。 这时候，吴成德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他本来已经带着主力冲出了一段，却在路上遇到了300多名掉队的伤员。这些战士，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眼巴巴地看着他。 吴成德翻身下马，把枪一挥，对着大家喊：“我是师政委，我不能丢下你们！”他把仅有的战马杀了，给伤员们充饥，然后带着这支残破的队伍，钻进了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游击战。 那14个月，过的是什么日子？吃树皮、啃草根，渴了就喝山涧里的水。没有盐，人浑身浮肿。没有药，伤口就只能硬扛。300多人的队伍，在敌人的反复搜山和饥饿疾病的折磨下，人越来越少。 他们就像一群野人，在绝境中苦苦支撑。支撑他们的，只有一个信念：活着回到祖国。 1952年7月，在又一次弹尽粮绝后，山洞里的吴成德和最后剩下的两名战士被美军俘虏了。被俘时，他瘦得脱了相，浑身破烂，但眼神里，依然透着一股不屈的劲儿。 进了釜山战俘营，真正的考验才开始。美军知道抓到了一条“大鱼”，想尽办法要让他屈服。威逼利诱，让他承认“抗美援朝是侵略”，让他去台湾，都被他一口回绝。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电刑、毒打、精神折磨……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但吴成德就是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干部，要杀要剐随便，但休想让我背叛我的祖国！” 在战俘营里，他秘密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和敌人斗智斗勇，保护战友，坚持斗争。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双方交换战俘。吴成德作为我方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是最后一批被交换回来的。回国那天，他一脚踢开美军准备的“新衣新鞋”，穿着自己那身破烂的衣服和补丁摞补丁的胶鞋，昂首挺胸地跨过了分界线。 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 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很复杂，对于被俘归来的人员，政策是“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这二十个字，听着没毛病，但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被俘”本身，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一种“污点”。审查结束后，吴成德被开除党籍、军籍，安排到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当了个副场长。 从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师政委，到一个农场干部，这落差有多大？更让他痛苦的，是组织的不信任和周围人的异样眼光。他想不通，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在战俘营宁死不屈，难道就因为没有战死沙场，就成了“问题人员”？ 他一边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边开始了他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一遍遍地给中央写信，详细说明180师被围的经过，讲述自己在战俘营的斗争。 直到1980年，中央下发了著名的74号文件，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归来人员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文件明确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 当平反的决定送到吴成德手上时，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这眼泪里，有二十多年的委屈，有沉冤得雪的激动，更有一个老兵对组织重新找回的信任。 不久后，组织为他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并按照军级干部待遇安排他离休。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我，吴成德，没有给志愿军丢脸！ 1996年，吴成德将军在山西运城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