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貌似正陷入“印度崇拜”，正在“屎化”。李显龙近日在一场活动上声称，如果印度按预测的经济增长率（7%左右）持续发展，可能会赶超中国。李显龙的依据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更年轻，而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 印度目前的人口结构确实显得比中国年轻。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更为年轻。这种年轻化的人口被视为印度可能获得“人口红利”的基础。 但关键在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有效的经济动力。印度面临着将潜在劳动力素质提升至现代产业要求的严峻挑战。 其劳动力中仅有少量接受过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与中国等制造业强国存在显著差距。同时，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这也限制了其人力资源的充分释放。 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加强，这被普遍认为是制约其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虽然印度政府在“印度制造”等计划下努力改善，但完善全国性的基础设施网络非一朝一夕之功。 此外，印度的产业结构呈现其独特性，服务业驱动特征明显，这与东亚经济体普遍经历的由制造业强力拉动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 这种模式在创造大量适合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方面存在挑战，如何为规模巨大的普通劳动力创造充足就业岗位，是印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印度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也比较突出，这对其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社会凝聚力构成考验。 反观中国，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已经建立了难以被简单复制的综合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被誉为“世界工厂”，其地位不仅源于劳动力成本，更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卓越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供应链网络。 中国在科技研发投入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STEM领域毕业生数量远超印度，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劲支撑。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其巨大的消费市场持续吸引着全球投资。即便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正致力于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来维持经济竞争力。 李显龙的言论也折射出新加坡作为高度依赖全球经济的国家，其外交策略注重平衡与多元化。新加坡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然而，新加坡政府在实际政策层面依然高度重视对华合作。 中新两国刚刚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升级，这为新加坡企业在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确定的预期。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新加坡领导人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继续投资中国。这些实际行动表明，新加坡在战略上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长期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 从历史数据看，关于印度经济即将超越中国的预测并非新鲜事物，但现实往往比预言复杂得多。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就曾指出，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印度的两到三倍，而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达到印度的五倍左右。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也远远领先于印度。这些差距意味着印度需要在很长的时期内持续保持超高增速，才能真正实现追赶。 因此，看待印度的发展潜力需要一份冷静的观察。印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其经济增长故事值得关注。但“印度将超越中国”的论调，往往忽略了经济规模差距巨大的现实起点，也低估了中国经济自身的韧性、深度和转型升级的能力。 这场全球经济竞赛的剧本远未到定稿之时，单一的人口结构指标难以支撑简单的胜负结论。最终，决定国家发展高度的，是能否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与民众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