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袁世凯贴身侍卫陶树德回忆：袁世凯每天5点起床后，先喝鸡汤、牛肉汤开胃；7点左右吃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和两个肉包，有的时候，一顿就吃十几个鸡蛋；之后每隔一小时就要喝人参茶，吃一碗鹿茸。 陶树德记录这一切时心里犯疑：如此进补，是为了维持体力，还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他当时未敢多问，可每日不断增加的补品让整个府里都察觉到某种异样。 袁世凯在1915年至1916年间的饮食量比往年明显增多。工作人员记得，上午十点左右，他常叫人再添一碗鹿茸。他会在书房里放下笔，靠着椅背喝下人参茶。他叮嘱侍卫把补品准备得更足，还要求厨子多做浓汤。 陶树德听他偶尔提到心口不适，却从未听他真正承认身体不稳。有一次侍卫劝他少吃些蛋，他只淡淡说：“现在的事太多，得靠这些撑着。” 那段时间袁府来往的太医越来越频繁。一次会诊中，一名年长医官与同僚低声讨论脉象，他们认为长时间摄入大量高汤、鸡蛋和补品，使他的气血运行不畅。医官提出建议，要控制滋补，改为清淡食物。可袁世凯听后没有表态，只让太医开些安神药。 之后他照旧让厨房加大火候熬汤，补品也没有减少。称帝失败，袁世凯的饮食变得更不受控制。他常在深夜叫人端汤，一碗接一碗。有几天他几乎不碰主食，靠着各种补品维持精神。侍卫们发现他行动吃力，但他总说“事情还没完”。到了1916年春天，他的浮肿愈发明显，太医们接连开会，却难以扭转恶化趋势。 直到他病重卧床的那段日子，补品仍被摆满案头。他对侍卫说要保持体力，可身子已经无法承受多年积累的负担。太医们尝试减掉多余的滋补食物，但已无法改变症状的持续加深。到了六月，他身体机能快速下降，再多的补汤也无法维持原本的精力。 回看袁世凯这种极端饮食习惯，其形成并非偶然。他早年在军中习惯用大补食物恢复疲劳，退居高位后更依赖传统养生观念，希望用高蛋白和名贵药材维持强壮。他在政治压力不断堆叠的环境下，对补品的依赖愈来愈深。医疗体系受限、营养认知不足，使他难以意识到身体正在被过量负担拖垮。 这些习惯最终影响了袁世凯的健康，让太医们在1916年春夏之交束手无策。袁世凯的养生方式成为研究清末民初上层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要案例，也揭示了当时医疗观念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