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从南京来了一户姓汪的人家，下放到我们生产队插队落户，男的叫汪北舟，女的真的不知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家有六个孩子，一共八口人，最大的是个男孩，刚来的时候，男孩下面的弟弟妹妹都管他叫小哥，邻居们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不喊大哥呢，时间长了相处熟悉了，才从汪北舟的口中知道了其中的缘由。汪北舟说，这大男孩上面原本还有个哥哥，生下来没满周岁就得了急病走了。那时候南京城里条件也不算好，医疗跟不上，夫妻俩伤心了好久。后来又怀了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就是现在这个老大。 七十年代的风裹着土腥味，南京来的汪北舟一家八口，挤进了生产队的土坯房。 六个孩子像刚抽条的玉米苗，跟着大人在田埂上晃悠，最小的扎着羊角辫，追着前面的男孩喊“小哥”。 邻居们蹲在门槛上纳鞋底，眼睛却瞟着那串“小哥”的喊声——明明是头胎，怎么不叫大哥？ 日子在田埂上磨出了熟稔，一次晒谷场歇晌，汪北舟卷着旱烟，烟丝在纸上游走，才把话漏了出来。 “原先有个老大的，”他的手指在烟纸上顿了顿，“生在南京城的老巷里，周岁那天发了急病，高烧烧得小脸通红，夫妻俩抱着往医院跑，可那会儿城里医疗也跟不上，小被子裹着的温热，到底凉在了半道上。” 烟卷燃到了手指，他甩了甩手，声音低了些：“后来又怀了现在这个，生下来时，我摸着他的后脑勺，突然说了句‘就叫小哥吧’。” 邻居们才懂，那声“小哥”不是错位的称呼，是把没来得及喊出口的“大哥”，轻轻挪到了第二个孩子身上。 像是怕风把那个名字吹跑，又像是给心里的空缺，填了块带着体温的软布。 后来小哥带着弟弟妹妹下地挣工分，筐绳勒红了肩膀，身后的妹妹递过块红薯干，还是脆生生喊“小哥”。 汪北舟蹲在地头看着，烟圈飘到孩子身上，像是给每个“小哥”的尾音，都裹了层看不见的糖。 现在想起那家人，总记得土坯房的烟囱，和小哥弯腰帮妹妹系鞋带时，被风掀起的衣角——有些称呼不是忘了规矩，是把疼酿成了蜜，藏在日子的褶皱里。 等你凑近了，才闻见那甜味里，混着一点点，不敢大声哭的想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