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了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数额随你写！”特务头子捏着支票在指尖转了两圈，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盯着五哥穿着的呢子大衣和锃亮的皮鞋，慢悠悠地把支票揣进兜里，说要先向上级请示，让五哥在重庆等消息。五哥心里急得发慌，却不敢多催，只能在旅馆里守着电话，每天往特务机关跑一趟。第三天，特务头子让人把五哥叫去。 1948年的重庆，秋老虎把石板路烤得发烫。 刘国志被捕的消息像颗炸雷，在香港的五哥捏着电报手抖了半天。 他连夜订了机票，皮箱里只塞了件备用衬衫，还有那张没填金额的支票。 特务机关的铁门在身后关上时，五哥闻到空气里有铁锈和烟草混合的味道。 特务头子坐在皮椅里，指甲盖泛着青黑，接过支票的手指在纸面轻轻刮了刮。 “呢子大衣不错，”对方突然笑了，“香港来的老板，就是不一样。” 五哥没接话，只盯着对方把支票折成小方块，塞进中山装内袋。 “得请示上级，”特务头子起身倒茶，“您先住下，电话通了就通知。” 旅馆房间的灯泡瓦数很低，五哥把窗帘拉开条缝，能看见巷口晃悠的黑制服。 第一天电话没响，他去机关门口站了半小时，哨兵说“领导忙”；第二天听筒被他焐热了三次，接线员总说“线路忙”。 第三天早上，门被敲响时，他以为是好消息，却看见特务的司机斜倚着门框。 那张支票上的空白处，他原本留着让弟弟填重逢的日期——现在，会不会被填上另一个数字？ 或许特务真的需要时间周旋；或许他们只是在等更高的价码；五哥靠在床头，把所有可能都想了一遍，唯独不敢想最坏的那种。 他想起小时候弟弟爬树掏鸟窝，摔下来时攥着他的衣角哭，说“哥我怕”；现在换他站在悬崖边，手里攥着唯一的稻草，却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吹。 他跟着司机走出旅馆，阳光刺得他眯起眼。 那件从香港带来的呢子大衣，此刻像灌了铅一样沉。 手里的支票存根还在，只是再也等不到填写金额的那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