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志愿军总部收到战报，政治部主任杜平看完后怒道：“胡闹！老子就没见过这么夸张的战绩，重审！” 1952年秋天，在炮火连天的上甘岭，当时，我们志愿军的第15军，军长是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将军，跟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那两个小小的山头——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打得天昏地暗。 打完一仗，15军把战报送到了志愿军总部。战报上写着一串数字，具体歼敌多少。这数字一出来，总部的人都吸了口凉气。政治部主任杜平，一个从红军时期就跟着队伍南征北战的老革命，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他看完这份战报，直接把桌子拍得山响，对着送战报的人就吼了：“胡闹！老子就没见过这么夸张的战绩，重审！” 为啥？因为报上来的歼敌数字，太“离谱”了。 在那个年代，我军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战功，那得是实打实的，一个唾沫一个钉，容不得半点水分。今天多报一个歼敌，明天就可能导致指挥部对敌我实力判断失误，那是要用更多战士的命去填的。杜平这一怒，怒的不是他不相信自己的兵，恰恰相反，他太爱护这些兵了。他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哪怕是出于好意，去玷污这份用鲜血换来的荣誉。这份战报，在他看来，有着一种神圣性。 杜平的怒吼，放到今天来看，简直就是一股清流，是悬在所有“数据”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立刻下令，成立调查组，到前线去，一个一个地核实。这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打几个电话，是真的要派人冒着枪林弹雨，钻进还在冒着硝烟的阵地、野战医院，甚至去清点敌人的尸体。这在当时，是对15军极大的不信任，秦基伟将军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但军令如山，查！ 调查组的人到了前线，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上甘岭，那两个小山头，被几十万发炮弹、上千枚航弹，削低了两米多。整座山被炸成了焦土，抓一把土，能筛出半把弹片和钢珠。我们的战士，就在这样的炼狱里，死战不退。 他们是怎么核实战绩的？一个字：数。到阵地前沿，一个一个地数敌人的尸体。当然，很多尸体被炮火反复犁过，早就残缺不全了。那就根据残骸、装备、血迹，用最原始、也最扎实的方法去估算。他们去采访每一个从火线上撤下来的战士，从连长到普通士兵，反复交叉验证。击毙了几个？在哪儿？用的什么武器？旁边有谁可以证明？ 这哪儿是在核对战绩，这简直是在用脚步和生命，重新丈量了一遍这场战斗的残酷。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送回了志愿军总部。杜平拿到核查报告，久久没有说话。 报告证实：15军的战报，不仅没有夸大，甚至还可能有些保守。 那一刻，杜平的“怒”，瞬间化为了巨大的震撼和心疼。他这才明白，我们的战士，是用怎样超越人类极限的意志和牺牲，才打出了这个看似“夸张”的战绩。这不是神话，这是用生命铸就的现实。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他完全理解杜平主任的严谨，正是这种“较真”的作风，才是我军战斗力的保证。 杜平的“重审”，在70多年前，无意中做了一次最深刻的“反数据崇拜”的示范。他用最“笨”的办法，捍卫了事实的尊严。他告诉我们，任何数字，离开了产生它的具体环境和具体的人，都是冰冷且值得怀疑的。真正值得信赖的，是那些能够被反复检验、能够还原出现场、能够触摸到背后“人”的温度的事实。 这场上甘岭战役，后来被称作“肉碾子”，双方投入了巨大的兵力。美军的弹药倾泻量，创造了二战后的最高纪录。我们的志愿军，在坑道里，经常一被困就是十几天，没水喝，就接岩壁上的渗水，甚至喝尿；没吃的，就嚼压缩饼干。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锋。 这个“夸张”的战绩背后，是一个叫胡修道的战士，一天之内，独自一人打退敌人40多次进攻，毙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一个叫牛保才的报话员，在坑道里与总部联络时，被敌人的炸弹震得七窍流血，他用尽最后力气向总部报告完坐标，高喊“向我开炮！” 这些，是冰冷的“歼敌数字”无法完全呈现的。只有当你像杜平的调查组那样，去到现场，去“重审”，你才能理解，那个“夸张”的数字背后，到底矗立着一种怎样不屈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