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吃完午餐后，自感头昏，便想出去透透空气，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头晕脑胀，顿觉浑身无力，紧接着，一头摔在地上，失去意识。 1957年秋天，北京的风已经有些冷了，李克农吃过午饭，照例想出门走动两步，身体不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哮喘、失眠、咳嗽，像是老朋友一样缠着他，可这次刚走到门口，脚步还没站稳，整个人就栽倒在地，后脑重重磕在台阶上，昏迷过去，再也没能自己爬起来。 医生断定为脑出血加颅骨骨折，情况非常危险，几天之内，全国最好的专家都被调来了，周恩来亲自下令全力抢救，抢救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终于醒了过来，清醒的李克农还不能说话，记忆混乱，手脚也不灵便，却不断地重复一个名字，王石坚，这一声一声的呼唤，像是从他意识深处冒出来的，带着某种压了太久的重量。 李克农的人生早已深深镌刻在革命的轨道上，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就走进了一个没有硝烟却危机四伏的战场，那个战场里没有军号，没有战壕，却有无数看不见的刀锋，他在上海潜伏多年，假扮广播编辑，实则掌握了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关键节点，顾顺章叛变那年，正是他第一时间送出情报，令党中央及时转移，避免了可能的灭顶之灾，从那以后，他成了隐蔽战线不可或缺的主心骨。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被调往中央社会部，负责建立全国范围的情报体系，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特殊，西安、北平、沈阳、兰州等地的情报往来尤为重要，这项任务，他交给了王石坚来做。 王石坚本名赵耀斌，北大化学系出身，早在1933年就因被出卖而入狱，那一次，他在狱中挺住了，没供出一个人，抗战结束后，党组织重新启用他，他性格沉稳，逻辑严密，很快就在西安搭建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这张网不是普通意义的“间谍系统”，它像是一个高效的神经系统，能够将最敏感、最重要的军事信息，通过特定电台，准确无误地送到延安、再送到党中央。 王石坚的电台，是那段时间最稳、最快、最安全的，当时被誉为“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就是依靠这条线路，将敌方高层的动向源源不断地送出，他，是那个情报网络的中枢。 1947年秋天，这个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一切的开端，是国民党一位将领孙连仲通过中间人向中共表达起义意愿，这本是一次潜在的重大突破，但由于传递信息的中间人过于急躁，事情尚未成局，就被媒体泄露出去，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波，蒋介石震怒，命令保密局彻查，很快，保密局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到北平秘密电台的位置，一次夜间突袭，李政宣、孟良玉等人被捕，密码本、电报底稿也落入敌手。 在短短几天内，北平的多个小组被捣毁，接着沈阳的联络点也暴露，这一切，都指向了王石坚所在的西安中心点，他不是没有发现异常，他知道手下的耿效文被捕，也感受到通信时延迟和中断，但他没有判断出整个系统已被攻破，反而选择亲自前往北平查明情况。 这个决定，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1947年9月29日，王石坚在西安机场被捕，他的失手，带来了更大范围的崩塌，西安、兰州、保定、承德等地的情报人员一一被捕，整个系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崩溃，据统计，这场风暴中共123人被捕，包括谢士炎等五位骨干英勇牺牲。 李克农得知消息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他向中央递交检讨，认为自己部署不当、指挥失误，是造成巨大损失的直接责任，周恩来劝他不要过分自责，但李克农知道，这一仗输得代价太大，不仅是情报网的断裂，更是信任网络的撕裂。 许多年过去，外界对王石坚的评价也开始分裂，他在被捕后不久就写了自供材料，供出了许多情报员信息，1948年，他被押解到台湾，后在台湾情报系统中担任职务，这些事实，让许多人认为他变节了，是叛徒。 但李克农始终没有用“叛徒”这个词形容他，事实上，从中央到国家安全部门，从未有正式文件定性王石坚为叛徒，原因可能在于，尽管他供出了不少人名，却始终没有吐露“后三杰”三人的真实身份和价值，他只是模糊地说“接触过一些人”，并未指明他们在中共情报系统中的关键地位，正因为这一隐瞒，那三位顶级特工得以继续潜伏，为新中国的创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李克农和熊向晖等人提起此事时表现出的还是惋惜，他清楚地知道，王石坚如果真的彻底变节，那三位战友就不可能活着走到解放的终点。 1957年重伤初醒，李克农的记忆混沌，却反复念着王石坚的名字，这不是简单的怀念，而是一种无法排解的复杂情绪，他没有责备王石坚，但始终放不下这场失败，他知道，那是他一生中最沉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