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为吴石将军的牺牲而惋惜,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牺牲后仅仅8天,台北马场町的同一片黄土上,倒下了另一个更重磅的人物——陈仪,陆军二级上将,浙江省主席。 吴石早年投身军旅,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北伐时期负责情报协调,抗日战争中升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处理经验。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调往台湾视察军务。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吴石留下长子和长女在大陆,只携妻子王碧奎和小儿子小女儿赴台。他利用职务之便,搜集驻台国民党军队人数、武器库存以及舟山群岛防御部署等情报。这些资料通过情报员朱枫藏匿在公文包中,逐步运往大陆,支持了解放军的战略布局。吴石的行动隐秘而高效,每周两次与朱枫接头,将关键数据抄录在小纸条上,确保信息准确无误。他的选择源于对国民党腐败的失望,转而支持民族统一事业,这在当时国民党内部高压环境下,风险极大。 陈仪的军旅生涯同样坎坷,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党内逐步升迁。1945年10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台北接收日本投降书,担任台湾行政长官,推动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短期内赢得岛内部分支持。但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他被调离台湾,1948年出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江,陈仪预感国民党难以支撑,便写信劝旧部汤恩伯率部起义。汤恩伯系陈仪一手提拔,关系密切,陈仪甚至为其安排婚事。信中列明释放政治犯、保护工厂、军队改编和长江口开放等具体条款,由外甥丁名楠送往上海。汤恩伯却将信上交蒋介石,导致陈仪于2月被捕,先关南京看守所,后移台北景美军法处。他在狱中拒绝多次劝降,蒋介石曾许诺高位并以家人施压,但陈仪始终坚持立场。 吴石的情报活动持续数月,直至1950年3月因邮电案暴露。国民党特务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中发现“吴次长”字样,顺藤摸瓜逮捕吴石。他试图服安眠药未遂,又想开枪自尽被阻,最终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同被判死刑。6月10日下午,他们四人被押往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吴石临刑前吟诵自作诗句,表达对祖宗的忠诚。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处决迅速而保密,尸体运往乱葬岗,家属不得探视。这四人被称为马场町四烈士,他们的牺牲中断了台湾地下情报网络,但先前传递的资料已为大陆战略提供重要支撑。吴石的行动虽短暂,却体现了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担当。 陈仪被捕后,国民党内部对其审判拖延数月,期间蒋介石多次干预。1950年6月18日凌晨,他被判死刑,与吴石间隔仅八天,押往同一刑场执行。陈仪拒绝送行酒菜,穿着旧军装赴刑,临刑前说出“人死精神不死”。作为陆军二级上将和前浙江省主席,他的落马在国民党军界引起震动。陈仪早年接收台湾的功绩本应载入史册,但因劝起义信件曝光,蒋介石视其为叛徒,下令严惩。汤恩伯的背叛加速了这一进程,后者继续在国民党任职,却多次卷入派系斗争。陈仪的牺牲标志着国民党对异见者的清洗进一步加剧,马场町刑场在1950年处决了上千地下工作者。 吴石和陈仪的相继牺牲,反映了1949年至1950年两岸形势的剧变。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加强戒严,特务机构四处搜捕支持统一事业的人员。吴石的情报工作虽被中断,但其提供的驻军和布防数据,直接影响了解放军对国民党防御的判断。陈仪的劝起义信件虽未成功,却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两人虽背景不同,却在历史关头选择了民族大义的方向。他们的行动并非孤立,而是时代大潮中无数个人的缩影。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处理,体现了其对权力的极端维护,而汤恩伯的举动,则显示出个人野心的代价。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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