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之所以来势如此迅猛，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当时，工业革命已开始发展，手工工人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圈地运动进行得如痴如狂，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的不满愈积愈烈。很容易接受激进的理论。当时一个贵族旅行家约翰·宾（John Byng，后来继承爵位为托林顿勋爵）有一段记述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他路过一个村庄，见“有两个男孩拉住我的马——他们赤裸着身体，几块破布包不住他们的肉；我把零星的半便士钱币都给了他们，他们竟从来没有发过这么一笔财！他们从不知道戴帽穿鞋，看起来是十二或十四岁的样子”。但就在同一个地方，他又看到贵族家的狗窝“骄傲地俯视着破烂的泥棚，而这些泥棚竟是为亚当的子孙们［指人］建造的；人们嫉妒地睨视着这些幸运的狗儿们的堂皇住宅，后悔自己投错了胎，竟生而为人而不是一只猎狐的狗”。宾因此感叹道：“正因为玩忽和绝望，才会有民主和骚乱……他们日子已经苦到了顶点，情况不会再坏了；任何变化都只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于是就闹起来了，乱起来了。‘国王和议会关我什么事？我们中没有绅士和法官，我们只是受税官和工头的随意蹂躏’……就这样，少数几个大人物，许许多多破产的人，数不清的穷苦人，就喊起来了——改革，改革！”这段叙述，确实很深刻地说明了当时群众运动轰然兴起的社会原因。 宾是个贵族，他尚且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因此觉得确有必要实行一些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这就是当时极少数辉格党有远见的政治家所采取的立场，如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查尔斯·格雷（即后来的格雷伯爵）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