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5年春，扬州城南。两名公差仗着官威，强行以四十二两银子牵走约定好四十八两的四马六牛，卖牲畜的伙计急得声音发颤，围观者敢怒不敢言。此时，一位四十余岁的精瘦书生缓步走出，只凭伙计“三马五牛三十八两”的哭诉，便脱口算出“马六两、牛四两”的原价。 公差惊怒交加欲动手，书生却从袖中掏出一方印玺，让这两个嚣张之徒瞬间跪地求饶。这位懂算学的书生，正是微服南巡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在中国帝王史上，多数君主醉心于权术制衡，而玄烨（1654-1722年）却以帝王之尊，在西方数学的天地里开辟出一片独特疆域。 江南正值烟花三月，桃红柳绿间的集市本是一派生机盎然，商旅往来不绝，货摊前的吆喝声与牲畜的嘶鸣声交织成市井烟火。但公差的蛮横却打破了这份热闹，他们一脚踹在牛蹄旁的木栏上，唾沫横飞地呵斥：“官府采买是给朝廷办事，轮得到你们这群刁民讨价还价？”伙计们攥着磨得发亮的钱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小的们要养家糊口，这六两银子是半月的嚼用啊！”争执间，人群自动退开一条通道，身着青布长衫的康熙迈步而出，他目光沉静，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普天之下，交易皆讲公平。若价格无定数，街市秩序何以维系？” 甲公差上下打量着康熙，见他衣着普通，便啐了一口：“哪来的酸书生，也敢管官府的事？你说公平，那你倒说说，这马和牛到底值多少钱？”乙公差更是伸手就要推搡，却被康熙身侧随行的侍卫不动声色地拦住。康熙微微颔首，指着地上的石子开始推演：“设马价为x，牛价为y，便有‘3x+5y=38’‘4x+6y=48’两式。用后式减前式得‘x+y=10’，再代入前式，可知3x+5(10-x)=38，解得x=6，y=4。此等算术，不过是入门功夫。” 这番条理清晰的演算让集市瞬间安静下来，伙计们先是愣了愣，随即拍着手叫好：“对对！就是这个价！先生真是神算！”公差脸上的嚣张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惊慌——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书生竟有如此能耐。甲公差强装镇定：“你……你是何人？敢在此妖言惑众！”康熙没有回答，只是缓缓从袖中取出玉玺。 那方印玺虽小巧，却刻着繁复的龙纹，温润的玉质在阳光下透着威严。围观者不明所以，公差却吓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连喊“饶命”——他们再愚钝，也认得这是帝王专属的信物。 康熙并未过多责罚公差，只是命他们补足银两，并告诫扬州知府整肃吏治。这场集市风波，看似是帝王微服时的偶然经历，实则是他数学素养的必然展现。这段轶事，《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了康熙南巡期间“察民情、正风气”的诸多细节，而《数理精蕴》的编纂者陈厚耀也曾提及，康熙常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演算数学，集市算价这类场景对他而言确是“易如反掌”。对康熙来说，数学从来不是书房里的消遣，而是能安邦济世的实用之学。 康熙对数学的痴迷，始于青年时期对历法争议的关注。当时钦天监的中西官员因历法推算产生分歧，西方传教士南怀仁以精确的数学计算证明了旧历法的疏漏，这让康熙深刻认识到“数学为万事之基”。自此，他便以极大的毅力钻研算学，每日清晨都会抽出两小时向南怀仁、白晋等传教士请教，从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定理，到“借根方”的代数运算，无一不悉心研习。 据白晋在《康熙帝传》中描述，康熙常常在御书房演算到深夜，桌上堆满了写满公式的草稿纸，遇到疑难问题，还会主动与大臣中的算学爱好者讨论，丝毫没有帝王的架子。 作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康熙对数学的重视远不止于个人研习，更着力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1689年，他下令在畅春园设立算学馆，选拔八旗子弟与汉族儒生入学，聘请专业学者授课，将数学教育纳入官方体系。为了让中西数学成果更好地融合，他组织人手翻译西方经典数学著作，其中耗时十年编纂的《数理精蕴》，便是在他亲自校阅、审定下完成的。 康熙对数学的推崇是一种务实的治国智慧。他曾对大臣说：“凡事物皆有数理，若不通数理，便难以明其理、治其事。”在他眼中，数学既是破解自然奥秘的钥匙，也是治理国家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