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湖南第一师范的课堂上，42岁的杨昌济抛出问题：“你们为什么学师范？”蔡和森说为改变国家，萧子升坦言为谋生，轮到毛泽东时，他挠挠头：“我就想试试，没别的原因。”这话让哄堂大笑的同学安静下来，杨昌济却眼前一亮：“试试？你都试过什么？” “考律师、考医生，还报过肥皂学校。”毛泽东解释，看到招生简章说外国人笑中国人不讲卫生，学造肥皂利国利民就去了。杨昌济追问下去，才知这个青年还当过半年兵，只因觉得当兵改变不了国家，才来读师范。听到这里，杨昌济心里有了答案——他找了许久的“天才”，终于出现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回答看似随意的青年，会被杨昌济郑重写进《达化斋日记》：“毛泽东姿质俊秀，务农二年，当兵半年，履历有趣味，殊为难得。”杨昌济留过洋，深知革命需要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而毛泽东身上的那股韧劲，正是乱世中救国所需的品质。 杨昌济自己就是个追光者。出身书香世家的他，甲午战争后目睹国耻，加入谭嗣同的南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后立志寻救国之道。1903年他赴日留学，后又考入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政府邀他去教育厅任职，他却扭头去了师范学校——他要亲手把知识传给能扛得起国家未来的青年。 在湖南一师的五年，是杨昌济最欣慰的时光。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这些有志青年围在他身边，他用“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箴言教导他们。毛泽东尤其爱读书，遇事总爱刨根问底，组织读书会探讨救国真理，杨昌济常私下夸他：“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1918年，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去北大任伦理学教授，举家迁京。此时毛泽东正为留洋的事纠结，同学们都扎堆出国，他却觉得该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的问题。杨昌济听完特别感动，拍着他的肩说：“外国学问有限，中国的问题，得靠中国人自己解决。”随后便推荐他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 虽不是正式学生，毛泽东却借着管理员的身份，把图书馆当成了课堂，整日废寝忘食地读书。李大钊、陈独秀注意到这个勤奋的湖南青年，不仅允许他旁听胡适、邵飘萍的课，还推荐他读马克思著作。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杨昌济的那句引荐。或许这就是作为教育家的远见吧，总能为人才铺路搭桥。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感情也日渐深厚。杨开慧爱慕他的才华与理想，不在乎他身无分文，两人成了革命伴侣。可幸福的时光没持续多久，1919年杨昌济突然病倒，在西山养病时还念叨着国家前途。毛泽东得知后，顶着驱张运动和母亲病重的双重压力，第二次赶赴北京，住在杨家悉心照料。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德国医院病逝，年仅49岁。临终前，他把杨开慧托付给毛泽东，还给章士钊写了封沉甸甸的信：“救国必须重二子，蔡和森与毛润之，望善视之。”这份临终托付，是老师对学生最深的信任。 毛泽东从未辜负这份信任。1920年冬，他带着杨开慧回长沙结婚，创办农村自修大学，杨开慧全力支持他的革命工作。秋收起义后他率军上井冈山，与杨开慧失去联系，直到1930年得知妻子被敌人杀害，他痛彻心扉地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带着恩师的期望和妻子的遗愿，毛泽东一路披荆斩棘。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上井冈山保存实力；他善于总结经验，靠实战智慧打赢一场场硬仗；他牢记杨昌济“强身健体”的教导，常年坚持锻炼，为革命积攒体力。这些品质，都离不开杨昌济早年的栽培。 建国后，有人把杨昌济在北京种下的枣树上的枣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尝着枣，想起当年的师生时光，感慨万千。在延安的大会上，他曾深情说道：“我最敬佩的两个老师，一个是徐特立，一个就是怀中先生。” 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是乱世中的一束光。老师以慧眼识才，用学识与信念照亮学生的前路；学生以初心报国，用一生成就回应老师的期许。这种知遇之恩与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传承。 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杨昌济：毛泽东的“精神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