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贵州一夜之间丢了21个县城，各地土匪像是约好了似的，从山里涌出，抢粮、杀人、炸桥、围城，解放军刚进城插上红旗，第二天就被围得动弹不得。最严重的一次，湘西一整支部队被困在山沟，打了三天三夜，弹尽粮绝，只剩几十人突围，从东北到西南，土匪闹得比战争还凶。 这不是突发，而是积压了几百年的老账，清末那阵，中央早就鞭长莫及，兵不下县，土匪成灾，军阀混战时，为了抢地盘、抢人、抢钱，谁都跟匪打交道。 张作霖就是匪出身，孙殿英干脆抢了清东陵，到了蒋介石执政，他也没解决土匪问题，只想着“反共”，很多匪反而被拉去编队，给个名字就叫“忠义救国军”，其实就是换件军服的老匪。 像山东、河南交界那一片，当年就有三四十万匪混在一块儿，谁都不管，谁都动不了，他们白天是民团，晚上下山抢劫，老百姓连门都不敢出。 有人说，“你看门上那块匾写‘保安团’，其实晚上都是匪。”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一片新气象，但留下的问题才刚开始，福建、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解放军一撤，大量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就上了山。 在福建，5万人突然集结，打着“海上保安纵队”“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对付地方政府。 西南更夸张，国民党有组织地留下8万特务，加上老匪新匪凑出一百多万人，打游击、打伏击、杀干部，手段极其残忍。 1950年2月，贵州全面失控，21个县政府被攻陷，干部失联，交通中断，百姓逃难，很多地方，土匪公然建起“反共政权”，解放军西南部队一边支援抗美援朝，一边不得不调兵回头剿匪。 中央立即开会，邓小平在西南局拍板，“剿匪不成，其他都白谈。”兵力迅速调整，剿匪成了全党头等大事，各地纷纷派出正规军、公安部队、民兵武装一起拉网式进山。 这一仗，打了整整四年，动用了39个军，140多个师，合计150万人，每打一块地方，都得先排雷、炸洞、封路、驻点。不是打一仗走人，而是守下来，驻扎下去。 光贵州一个省，就出动了十几万部队，还得靠地方支援粮食、情报、运输。 湘西剿匪用的策略是“扫、建、守”。比如泸溪县某山村，打了三次。第一次消灭一小股，第二次打掉指挥部，第三次打退增援。 可真让土匪散了，还得靠乡政府设点、村干部组织巡逻队，否则一个月后，又从别的山头冒出来。 剿匪难，难在地形，贵州、云南全是山，山里有上千个洞穴、密林，土匪比解放军熟悉太多。 有的匪徒一听风声就转移，分散成两三人一组，四处藏，解放军为了不惊动他们，只能夜里行军，白天趴窝，三五天吃不上热饭。 牺牲更大，1951年一个月，西南战区伤亡就过万人。 湖南、广西、四川几个省的烈士陵园里，埋着上万剿匪战士，他们多是二十出头的新兵，上山一回就没回来。 剿匪没光靠枪，还靠民心，部队进村先办识字班、开诉苦会，让百姓知道，土匪杀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亲人。 每个村都有情报点，一旦有匪踪，马上通报，老百姓用最土的方法——放哨、敲石头、挂草标，帮解放军盯山头。 同时剿匪和土地改革一起推进，谁家举报土匪、帮部队，就优先分地，谁窝藏，就列黑名单，很多山寨因此没粮吃，土匪饿得跑出来投降。 政策也分得清，头目一律抓捕，罪行清楚的依法判处；中层参与但非主犯的，劳动改造；被逼上山的青年，审查后放回，这样既打了核心，又安了人心。 到1953年，成股匪患基本被剿灭，福建报告：“全省股匪歼灭73450人。”湖南、云南、贵州也接连收尾。到1956年，全国山头干净，地方稳定，基层政权立稳。 这场战斗不叫战争，却死了两万多解放军战士，清掉260万匪徒，用了四年时间，换来的是百姓能睡个安稳觉，是中国几千年“山头王”的彻底覆灭。 别人剿匪是为了政绩，新中国剿匪，是为治国，当年中央一句话：治乱先治匪，治匪先断根。 这四年，不只清山，更是把一个国家的底清了。 参考资料： 《建国初期剿匪档案资料汇编》，国家档案局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