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美国副总统万斯最近在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了一句让很多人议论纷纷的话——“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很多人第一反应，会以为这句话是在表达对军事冲突或者贸易摩擦的不满。但仔细读完整场演讲就会发现，万斯的情绪落脚点其实非常单纯——就是一个收入水平相对偏低的国家，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了经济发展这件事实本身，让他感到不满。他甚至补了一句更直白的话：“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但我最愤怒的是，美国领导层让这一切发生了。”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中国今天拥有的产业规模，说成是美国过去政策失误造成的结果。在万斯看来，好像中国的发展是一场美国没有阻止住的“意外”。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挺值得琢磨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难道还需要另一个国家点头批准吗？所谓的“允许”，前提是你得有那个权力。可翻开历史就知道，中国最艰难的那段岁月，恰恰是被封锁得最严的时候。西方对新中国搞过技术禁运、搞过贸易壁垒、搞过外交孤立，从来没在“允许”这两个字上大方过。昆西研究所本身是一家主张“外交克制”的智库，长期呼吁美国收敛对外干预。万斯偏偏挑这个地方放狠话，很多美国本土评论员看了都直摇头——这更像是讲给国内保守派听的政治表态，跟场地气质完全拧巴。一个主张克制的地方，成了发泄情绪的讲台，本身就说明这句话的听众不在场外，而在国内。万斯这种愤怒，说到底是不适应。旧秩序里，美国习惯了当那个发号施令的角色；新格局下，多极化的趋势谁也拦不住。过去几十年，美国其实并不排斥中国制造——那个时候中国主要出口服装、玩具、家电，美国企业拿到了低成本供应链，美国消费者买到了便宜商品。那时候中国制造越强，美国很多企业反而越开心。因为中国承担的是大量生产环节，美国掌握的是技术、品牌和金融。这种分工，美国觉得很舒服。但变化出现在中国开始向产业链更高位置移动之后。当中国开始造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设备、高端机械，甚至在部分技术领域形成竞争力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前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制造太便宜”，现在担心的是“中国制造太强”。这才是很多西方政客真正焦虑的地方——他们不是无法接受中国生产商品，而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在越来越多领域拥有竞争优势。万斯曾表达过类似观点，认为全球化应该让富裕国家继续占据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主要负责基础制造。说白了就是：低端的可以给你们做，高端的得留给我们。但现实世界不是按照谁设计的路线运行的。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工业人口、完善的供应链、持续投入的科研体系，自然会不断向上突破。中国制造从低端走向高端，本质上就是产业升级。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更便宜、更好的产品，那么市场选择它，并不是谁“破坏规则”，而是竞争规律。万斯说，他最愤怒的是美国领导层“让中国崛起”。但换个角度看，美国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直保持领先？一个国家的优势，不可能永远靠过去积累。如果别人进步了，自己却停在原地，最后失去优势，责任不能全部推给别人。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约斯泰因·海于格分析得很透彻——万斯所流露的是一种霸权焦虑，这种情绪和中国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是印度，或是整个非洲大陆，以同等速度和规模推进工业化和创新，华盛顿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中国的崛起只是让许多西方人长期掩藏的想法暴露出来：他们很难接受“发展中”国家真的实现发展。中国占据优势不可以，欧美占据优势没问题——这是西方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自己可以搞产业补贴，别人搞就是违反贸易规则。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补贴项目当数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资金规模约2800亿美元。欧盟也推出了自己的产业战略。自己可以发展产业，却要求别人停止进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今天的制造优势不是一天形成的。背后是几十年基础设施建设，是数百万工程师，是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一辆新能源汽车，从电池、电机到芯片、零部件，背后连接的是成千上万家企业。这种产业生态，不是简单建几个工厂就能复制出来的。现在全球很多国家想推动绿色转型，但实际上很难完全绕开中国供应链。光伏、电池、电动车这些产业，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优势。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政治上喊着减少依赖，经济上却离不开合作。嘴上说要“脱钩”，企业却还在计算成本。因为企业不是靠口号生存，而是靠利润生存。如果切断成熟供应链，最终增加的不只是企业成本，也可能变成消费者承担更高价格。回头再看万斯那句“愤怒”，其实透露出一种深层的不适应。金砖机制扩员、上合合作深化、全球南方国家抱团发声，这些变化不是靠情绪能压回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