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安徽肥东，高敬亭的生命在青龙场划上句点。

这一悲剧始于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 延安方面获悉噩耗后，毛主席立即致电叶挺，质询为何未遵照中央指示，将高敬亭送往延安接受教育，而是直接处决。新四军军部则回应称高敬亭的过错已无法挽回，唯有处死才能平息事端。 这场风波标志着党中央与新四军高层首次在重大决策上出现严重分歧。

高敬亭出身贫寒，仅接受过六年小学教育便辍学，后受同窗影响投身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工农革命军，翌年入党。 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他则留守，率部坚持同国民政府对抗。 期间，他与中央一度失去联系，但他始终坚守革命理想，带领队伍与敌人周旋。 他在鄂豫皖地区屡次挫败敌人的围剿行动，令国民党恨之入骨，甚至悬赏巨额奖金缉拿他，并残忍杀害了他的家人。 这一切都没能让他屈服。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延安指示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高敬亭放下家仇，与曾追捕他的卫立煌将军进行和谈。 新四军成立后，他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参加抗日战争。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在桐城棋盘岭以微小代价重创日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高敬亭的成功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个人问题。 他曾是张国焘的亲信，在红军时期进行过激烈的“肃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长期独立作战，使他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不容他人置喙。 新四军整编后，延安派遣的政工干部遭到他的排斥和打压，使他在军中人缘极差。 他屡次违抗叶挺、项英的命令，与项英更是积怨甚深，缺乏下属的支持。

杨克志、曹玉福二人叛逃，成为压垮高敬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证据表明高敬亭与他们的叛逃行为无关，但他作为直属领导依然难辞其咎。 项英向国民政府和延安分别发电，请求处决高敬亭。延安方面虽认为高敬亭犯有严重错误，但认为可以挽救，建议将其送往延安接受审查。 国民党方面却欣然同意，迅速回复要求立即执行死刑。新四军军部未等候延安回复，便依照国民党的回复，连续三天召开批判大会，最终处决了高敬亭。 延安的电文最终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高敬亭死后，其妻女也受到牵连。直到1975年，他的女儿才向毛主席写信申诉。 毛主席在认真考虑后，认为高敬亭虽有错误，但功大于过，其死不冤。1977年，中央军委遵照毛主席的意愿，为高敬亭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 新四军副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也曾对高敬亭的死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处决他的决定过于严厉。 尽管高敬亭的死令人惋惜，但当时新四军内部也认为，处决他或许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如果延安的指示能够及时传达，或许悲剧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