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一个堂堂的军长，穿着崭新的军装，就这么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被缴了械。他皮包里还有一份没来得及拆封的《绥远部队改造总结》，这本该是他向北京汇报工作的重要文件，此刻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人生的大起大落，有时真的就在一瞬间。 多少国民党将领，只要放下武器，都得到了优待。傅作义官至水利部长，董其武后来更是当了开国上将。为啥偏偏他刘万春，刚起义一年多，就被抓了？ 刘万春这个人，早年是真有两把刷子。 他是保定军校科班出身，脑子活，打仗也猛。1923年参军，短短四年就干到了团长，这晋升速度，比后来大名鼎鼎的叶挺将军还快。他这人有个特点，就是那股子又臭又硬的倔劲儿。 1927年，蒋介石去武汉视察部队，正好撞上刘万春在练兵。师长一个劲儿地使眼色，让他赶紧过来行礼，他倒好，头也不回地喊：“等我练完动作再说！”这一下把师长吓得够呛，可没想到，蒋介石偏偏就吃这一套。老蒋觉得这小伙子治军严明，有性格，当场就夸他是“当代周亚夫”，对他另眼相看。 后来，老蒋知道他老婆还在外地，大笔一挥，直接下令把他老婆调到驻地来。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就是领导关心下属，但在那个年代，对刘万春来说，这就是天大的恩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刘万春心里就给蒋介石刻下了一个“忠”字，觉得士为知己者死，这辈子就跟定他了。 时间快进到1949年，解放战争的大局已定。刘万春当时在绥远，手底下管着两万多人，是董其武手下的一员大将。他的老上司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对绥远这边的震动非常大。董其武琢磨着，大势所趋，咱们也别硬撑了，跟共产党和谈吧。 可刘万春心里那个疙瘩解不开。一方面，他看着国民党的江山土崩瓦解，知道硬抗没出路；另一方面，他总念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觉得这时候“背叛”，不仗义。这种矛盾心理，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嘴上，他跟着董其武喊“和平起义”；背地里，小动作就没停过。起义前六天，他手下的兵就枪杀了四名共产党的联络干部，这事儿当时的绥远省委书记潘纪文在回忆录里写得清清楚楚，绝对是铁证。1949年9月18日，在绥远和平起义的通电上签字那天，他紧张得手直哆嗦，一支笔愣是把名字在纸上洇开了一大团墨迹。为啥？因为就在签字前三个小时，他刚用这只手，给台湾的保密局发了电报，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忠于党国”，起义只是权宜之计。 起义之后，刘万春的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6军，他照当军长，待遇一点没变。按理说，到了这份上，就该踏踏实实跟着新中国走了。可他呢，心里那点小九九还在盘算着。他偷偷地把国民党绥远站的特务头子赵思武安插在自己部队里当副旅长，还藏着电台，随时跟台湾保持联系。 后来解放军的干部去搜查他家，搜出两本证件：一本是崭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证”，另一本是国民党国防部发的“中将司令”委任状。 这两本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阵营的证件，居然被他小心翼翼地一起藏了十四个月。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刘万春觉得，“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他开始借机在部队里煽风点火，散布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打，老蒋就要回来了”。在他的鼓动下，36军里的一些旧部开始蠢蠢欲动，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叛乱，在这次事件中，我方派到部队的17名干部被残忍杀害， 其中就包括骑兵四师的政委彭志超。 证据链一环扣一环，全都指向了刘万春。 案子查清后，聂荣臻元帅把一沓沓的证据摆在了傅作义面前，傅作义看着这些白纸黑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老部下干出这种事，他脸上也无光。董其武将军倒是为人忠厚，还跑去给刘万春求情，说他毕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算是起义功臣，希望能留他一条命。 最后，报告送到了毛主席那里。主席批了四个字：“杀降不可。” 这四个字，定了调子，也救了刘万春的命。最终，刘万春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七年，和他同案的、直接带兵叛乱的鄂友三等人，可都是吃了枪子的。 出狱后，刘万春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据说1976年，大街小巷都在放那首充满豪情的《祝酒歌》时，没人会注意到，人群中那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曾经也是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晚年，刘万春写了本回忆录，叫《我的戎马生涯》。书里，他承认自己是被蒋介石那套个人恩情的江湖道义给“洗脑”了，以至于看不清历史的大方向。在书的结尾，他写下了一句大实话，可以说是他用一生惨痛教训换来的：“人得跟着历史走，不能跟历史拧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