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的一天，毛主席突然对章含之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 说到毛泽东学英语，得从他年轻时说起。他早年在湖南读书时就接触过英语，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干活那会儿，还抽空自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手头资源多了，常常在书桌上放本《世界汉英字典》，边看边记。他觉得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好了能帮他直接了解外面世界的动静。1964年那会儿，中苏关系闹得挺僵，西方国家对咱们也封得死死的，国际局势紧张得很。毛泽东心里清楚，想在外交上玩得转，英语这工具不能少。 再说，他那时候已经70岁了，可对知识的渴望一点没减。他不光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个爱学习的人。学英语对他来说，既是个人兴趣，也是为国家打算。这时候提出离开北京学英语，多少有点想静下心来充电的意思。 1964年的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经济开始回暖，日子总算好过点了。可国际上麻烦事儿不少，中苏翻脸，西方盯着咱们，毛泽东肩上的担子一点不轻。就在1963年底，他过70岁生日时，还特意请了章士钊这些老朋友吃饭，聊得挺开心。这说明他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挺看重，也有点怀旧的情绪。 离开北京这事儿，可能不只是学英语那么简单。政治上那几年，他也有些烦心事儿，想出去透透气，换个环境思考问题。他这人就这样，喜欢“退一步进两步”，先让自己放松，再找新的突破口。杭州西湖那地方，风景好又安静，正适合他一边学英语，一边琢磨国家大事。 章含之可不是普通人。她是章士钊的养女，小时候就跟着章士钊读古书，长大后又学了英语，脑子特别灵光。1953年，她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教书，学生都挺喜欢她。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宴会上注意到她，觉得这姑娘有才华又有文化底子，就请她给自己教英语。从那以后，她每周去中南海上课，跟毛泽东成了师生。 1964年春节前，毛泽东突然叫她一起走，她肯定也懵了。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能跟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还能帮他学英语，这对她来说不仅是挑战，也是荣誉。她没多犹豫，就答应了。春节后，1964年2月，毛泽东带着章含之去了杭州。西湖边空气好，环境清静，特别适合学习。他们每天早上散散步，然后就开始上课。毛泽东学得很认真，拿铅笔记笔记，嘴里念着单词，章含之也教得耐心。几个月下来，他的英语进步不小，能看懂英文报纸，甚至试着跟外宾聊几句。这让他挺满意，章含之也觉得自己的努力没白费。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还提议以后每年都抽时间出去学英语，章含之自然没意见。这习惯后来坚持了好几年，成了他们之间的一段佳话。 说到章含之，就得提提她养父章士钊。1920年，章士钊拿出两万银元资助毛泽东搞赴法勤工俭学，那可是笔大钱。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份情。1964年起，他每年初二派人给章士钊送2000元，到1973年正好还了两万。后来还以“利息”为名接着送，直到章士钊去世。这事儿看出毛泽东重情重义的一面，也让他和章家的关系更近了。 1973年7月，章士钊章士钊因病去世，91岁。毛泽东听到消息很难过，亲自写了悼词，字里行间都是对老朋友的怀念。章含之失去养父后，更珍惜跟毛泽东的师生情，直到1976年他去世。 这段事儿，不光是毛泽东学英语那么简单。透过这故事，咱们能看到他爱学习、讲情义的一面，也能看出他作为领导人的眼光和胸怀。那年代国家不容易，他却还在想着怎么让自己更强，怎么让国家更好。这精神放到今天，也值得咱们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