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英这样说…… 1986年，陈永贵死在了北京。不是闹腾，不是隆重，是安安静静地走了。 那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广播里喊口号、登人民日报头版的人了。 他在北京东郊农场当了顾问，说好听是顾问，说白了也就是安排一个不吵不闹的位置，慢慢老去。他自己也清楚，时代换了。他那个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已经从被人举着过河，变成了藏在角落里喝水的样子。 可他留了一句话：我死了，埋回大寨，埋回虎头山，别送我去八宝山。我得看看，咱大寨，后来咋样了。 村里人是听过他这话的。 一到春天，村口桃花一开，就有人念叨，“他还真惦记着山上的那块地。”他在那儿栽过树，摔过跤，也给人站在土坡上训话，一训两个钟头，太阳晒得队员发晕，他还不下坡。 骨灰盒从北京送回来的时候，是下午，天阴着，地里刚翻过垡，松软。 村里人自发地抬上虎头山。说是虎头山，其实也不高，就几层坡地，梯田一圈圈贴着山背盘着上来。有人修了四层台地，铺了228级石阶，说是纪念他在中央工作了8年，党龄38年，又活了72岁。 怎么算的没人仔细问，反正听着有点意思，也就认了。 墓不高，是个圆冢，背后竖一块碑，正面刻着“陈永贵之墓”，背面是一大段生平。 石碑不新，雨一冲就发灰，但字还挺硬，像是他那会儿开大会的腔调，横平竖直。冢不大，却特别实，石头一块一块码得严严实实，周围栽了松柏，春天一到，风一吹，绿油油的，像是墓里的人还在听村子动静。 有时候走到那儿，能听见风顺着台阶跑下来，有点冷，有点静，像有个老人在身后咳嗽。 说来也怪，虎头山上，还有另一块碑，是郭沫若的。离陈永贵那儿不到百米，立得端端正正。 有人来扫墓时常常一惊：这俩怎么挨着？文化和农业，一左一右，各说各话。听说郭老一部分骨灰也撒在这山上。 你要细想，还真有点意思——两个时代的象征，一起望着这片梯田，不说话。 可真让人记住的，不是墓，是灵棚。 人刚死那几天，大寨人给他搭了灵棚。 白布、灯笼、纸花，搭在村口。他是大寨的命根子，没人觉得这事有啥不妥。 但县里来了话：灵棚必须拆。不拆，他们就不来祭奠。 说是因为上面有政策，不允许随便搞封建形式。有点可笑，也有点可怜。那个曾经让省里市里都来捧场的地方，现在连个灵棚都不许留。 县里态度挺硬，说我们是按规矩来，你们别为难。 村里乱作一团，有的说别扛了，拆了，留点体面；有的气得摔碗，说他死了，连个白布都配不上？ 那天晚上，有人去找郭凤莲。 她回来得晚，一身风尘，鞋上全是土。 听完大家七嘴八舌的讲，她没说太多，只一句话：“今晚不拆。明天他们要来，就看他们来不来。” 那夜风大，白布吹得哗啦啦响，灯也晃，像要灭。可棚没动，守夜的人也没走。 第二天，县里没来，五大班子，一个也没露面。 村里人自个儿跪、自个儿烧纸、自个儿磕头。有人嘴里念着陈永贵的名字，有人眼圈红了，说他要是知道自己死了连县里都不来了，会不会生气。 有人说郭凤莲那晚其实是赌气。 也有人说，她心里明白，时代变了，不可能再有谁为一个灵棚折回头。 可她就是不愿意拆——这是个告别，她不想丢人。 这个细节没上新闻，也没人写进档案，但谁提起都记得——那天，灵棚没动，风一直吹，纸灰一直飞，白布缠上了树枝，像有东西在那儿拽着，不肯散。 说到郭凤莲，她是陈永贵一手带出来的。 年轻那会儿，他在村里讲大寨的历史、怎么干田、怎么赶工，讲了一整天，第二天让年轻人一个个上去复述。她上去，说得快、说得清，还说得有点情绪，底下人都听着。 陈永贵一乐，说行了，以后你负责接待外宾。 那可不是玩笑。再过几年，她就成了“铁姑娘队长”，大寨的“窗口”。 铁姑娘们干活、唱歌、修水渠，她站最前头。外宾来了，她上，合影、介绍、翻译，全是一把好手。 有一张照片最有名——她站在山梁上，手伸出去，指着远方，背后是队员。那动作陈永贵也做过，别人没资格做，就她一个人也被拍成那样。 外人看照片，说这是大寨精神的传人。 她自己不说，只一门心思干活，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外宾。 有人说那会儿来大寨，比来故宫还热闹——一百多个国家，两万多外宾。 村头常常挂着“热烈欢迎”四个大字，底下是穿黄衫红袖章的姑娘们。可这热闹，没多久就散了。 改革开放后，大寨的牌子不再闪光，提起来也有人摇头，说那是一种激进的符号，不合时宜。 郭凤莲没走，陈永贵也没搬。他留在山坡上，眼睁睁看着村子变样。地不是集体的了，人也不一样了。梯田也不全种了，有的荒着，有的改种果树了。 墓还在，石碑也还在。228级台阶，年年都有人扫，但脚步声少了。有时候，一天就一两个村里娃跑上去，坐在碑前发呆。 石阶底下的草长得比以前高，风吹动的时候，像是在说什么，也像是在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