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于敏回到家，妻子眼神冰冷陌生：“大叔，你找谁”？于敏转头看向身后，喉头哽咽：你叫我大叔？ 于敏晚年坐在书桌前，指尖抚过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里的孙玉芹笑着看向镜头，身后是刚搬新家的小院。 他想起妻子去世后，自己在灵柩旁反复念叨的那句“陪你的太少”，眼眶又一次泛红。而这份贯穿一生的愧疚，早在1962年那个归家的午后，就埋下了伏笔。 那天，于敏刚从戈壁科研基地赶回家，风尘仆仆的他还没来得及换下沾着沙粒的外套，就迎上妻子孙玉芹陌生的目光。“大叔，你找谁”？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让他瞬间愣在原地。 他转头看了看身后，确认这是自己的家，才沙哑着嗓子问：“玉芹，你……叫我大叔？”孙玉芹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消瘦黝黑、满脸疲惫的人，不是陌生人，是自己久未归家的丈夫。 原来，于敏离家投身氢弹研制已数年，容貌变化太大，竟让朝夕相伴的妻子认不出。 这份“认不出”的背后，是于敏与家人的“分离”。1958年，于敏接到氢弹研制任务，原本计划和孙玉芹一起出国留学的计划被取消。孙玉芹没说一句怨言。 于敏收拾行李时，孙玉芹问“要去多久”，他只能答“不知道，组织有纪律，地方和工作都不能说”。临走前的拥抱，于敏抱了很久——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家里的重担就全压在了妻子肩上。 此后的日子里，孙玉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一边做保育员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忙得脚不沾地。怕孩子乱跑，她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身边； 每月不管多忙，都要步行数里去邮局给婆家寄钱，这一寄就是27年。有次科研经费紧张，于敏在家留下一张借条：“暂借孙玉芹存款壹佰贰拾元，用于实验室零件采购，待经费批下即还”。 孙玉芹把借条仔细夹在笔记本里，从未向人提及，她懂丈夫是在为国家做事，自己这点付出不算什么。 在一次科研人员家属联欢会上，一位家属哭着说“孩子生病只能用板车推去医院，医生问男人在哪，我答不上来”，台下不少家属都红了眼。 轮到孙玉芹发言时，她却挺直腰板说：“国家不仅靠男人顶着，也靠我们顶着，咱们可不能倒下。”这番话不是硬撑，是她的真心话。 有次小儿子半夜发烧，她抱着孩子跑了好几家医院，天亮时才发现自己一只鞋早就跑丢了，可第二天依旧按时去上班——她怕自己倒下了，于敏在远方就没了安心工作的底气。 而远方的于敏，正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 他六次走进戈壁，八次登上高原，在零下30℃的极寒天气里，他硬撑着爬上102米高的铁塔收集数据，草稿纸上的每一个公式都关乎国家命运，可他偶尔会对着笔尖发呆。 他想起孙玉芹独自产检的场景，想起孩子出生时自己没能陪伴，想起那张还没还上的120元借条，这些牵挂，成了他科研路上最柔软的支撑。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消息传来，于敏站在戈壁滩上，看着升起的蘑菇云，第一时间想的就是给家里报平安。 可他只能在心里默念：“玉芹，我们做到了，没辜负国家，也没辜负你。”直到1999年，国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孙玉芹和孩子们才真正知道，于敏这些年“出差”，是在做这么伟大的事。 遗憾的是，这份迟来的 “知晓”，没能换来更多陪伴。2012 年，孙玉芹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于敏在灵柩旁枯坐了一夜，反复说：“我陪你的太少，连逛公园都没几次。” 晚年的他常跟人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让孙玉芹操劳一生，“她是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人”。 1962年那句“大叔”，成了于敏一生难忘的瞬间。它藏着孙玉芹独自支撑家庭的艰辛，藏着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奉献，更藏着一个丈夫对妻子最深的愧疚。 信源：澎湃新闻——儿子叫他叔叔、“地下工作”30年,今天记住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