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华罗庚和闻一多走在大街上，突然身后凑过来几个叫花子，闻一多对华罗庚说：“

有一天，华罗庚和闻一多走在大街上，突然身后凑过来几个叫花子，闻一多对华罗庚说：“我一句话能让他们跑。”[无辜笑] 华罗庚笑笑说：“我知道你要说啥话，我也可以。”两人对视而笑，会意的同时转过身说：“我是教授。”那群叫花子听完后，立马转身走了。 抗战时期的昆明，物价飞涨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一斤大米的价格从战前的几分钱涨到几十元，普通市民都难以维持温饱，更别说靠微薄薪水的大学教授们。 街头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衣衫褴褛的乞讨者看到西装革履的教授走来，竟然主动避开不再跟随，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些看似体面的学者口袋里往往比自己还要空。 华罗庚从英国剑桥学成归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就经历了这种尴尬，他和同事闻一多曾在街上遇到乞讨者，当两人表明教授身份后，那些人立即转身离去，还有人抱怨跟错了对象。 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绝非玩笑，而是残酷的现实写照，学者们的社会地位崇高，但生活水平却跌至社会底层。 华罗庚一家七口挤在昆明郊外二十里地的破旧阁楼里，楼下还养着鸡鸭牛羊，每天凌晨他就要拖着因小儿麻痹症留下的病腿，步行四十里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这样的通勤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常态，公共交通极少，私人汽车更是奢侈品，大部分教授只能靠双腿解决交通问题。 华罗庚的月薪只有几十元，而当时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就需要上百元，为了维持家用，他不得不四处兼职，给人写稿子、做翻译，甚至帮商铺记账。 妻子吴筱元经常为孩子们的温饱问题发愁，几个孩子正值成长期，却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家里最好的食物往往是红薯和玉米面，白米饭已经成为奢侈品。 面对生活的重压，华罗庚收到过各种诱人的邀请，敌占区的一些机构开出优厚条件希望他前往任职，国外的大学也向他抛出橄榄枝，待遇都比在昆明要好得多。 然而他最终都选择了拒绝，华罗庚认为中国的科学事业需要在本土扎根发展，作为学者有责任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守阵地，为国家培养数学人才。 西南联大的其他教授境遇也大同小异物理学家吴大猷一家经常断炊，只能靠典当衣物度日，文学院的教授们为了省钱，经常几个人合租一间简陋的房屋。 教授们的穿着也反映了当时的窘迫状况，许多人的西装打着补丁，皮鞋开了口子也舍不得换新的，有些教授甚至穿着学生家长送的布鞋上课。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这些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却从未停止，华罗庚每天深夜都会点亮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演算数学公式，完成了多项重要的数学研究成果。 联大图书馆里经常座无虚席，教授和学生们一起在简陋的环境中钻研学问，没有充足的参考书籍，他们就相互借阅，手抄重要资料。 四年的昆明岁月，华罗庚不仅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自己也在逆境中完成了多项开创性研究，他的经历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坚守。 当年那些在战乱中求学的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他们从这些贫困但坚韧的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做人做学问的品格。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富足，那些在困顿中依然坚持理想的人们，用自己的选择为后人点亮了一盏明灯。 网友们敬佩不已： “看着真心酸，那个年代的教授是真有风骨，穷成那样也不向敌人低头，致敬！” “‘我是教授’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是自豪，那时候简直是自报贫穷啊，太难了。” “华罗庚太不容易了，拖着一条腿走那么远的路去上课，回来还接着搞研究，这才是真正的偶像。” “想想现在的生活真的知足了，都是前辈们吃苦换来的，和平来之不易。” “妻子吴筱元也很伟大，默默支持丈夫的理想，一家人一起扛过了最难的岁月。” “这就是文人傲骨吧，宁愿全家吃苦，也要守住气节和心中的事业，佩服！” 在当今时代，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和发扬这种“贫贱不能移”的学者精神？ 官方信源：清华大学华罗庚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