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小国家都敢跟中国翻脸不怕中国？敢说真话的蔡正元教授一话点破：中国雄而不霸！“无力症”很严重，说白了，中国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不欺负你们，但你们得怕我。 当立陶宛公然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菲律宾在仁爱礁持续挑衅时，世界不禁要问：为何这些中小国家敢于挑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答案或许埋藏在中国的战略文化基因里。 中国在南海填礁造岛后没有设立防空识别区，在洞朗对峙后未改变实控线现状，这些决策背后是“慎战”思想的历史传承。 比较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中国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已有40余年未与其他国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种极低的武力使用频率，使威慑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更深刻的是文化基因。与西方“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不同，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更强调“以德服人”。郑和七下西洋携带的是瓷器而非火炮，这种文化记忆深刻影响着当代决策者的行为模式。 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反制确实使其对华出口下降50%，但欧盟随即启动世贸组织诉讼并建立反制裁机制。这种“杀鸡儆猴”策略反而强化了中小国家“抱团取暖”的动机。更关键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互联——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度使用经济武器可能伤及自身。 菲律宾的案例更具启示性。尽管中国海警船多次拦截菲方补给船，但马尼拉仍然持续强化美菲军事合作。因为菲律宾清楚，中国需要维护区域产业链稳定，不会轻易采取断交等极端措施。 解放军火箭军的“东风快递”能覆盖全球，但中小国家笃信中国不会对非核国家使用战略武器。这种“威慑传递损耗”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威胁可信度衰减”。就像核威慑对恐怖组织无效一样，常规力量威慑对中小国家也存在效用边界。 更现实的是力量投送限制。虽然中国海军拥有三艘航母，但同时在南海、台海、东海保持常态存在已显吃力。吉布提保障基地更多承担后勤功能，与美军遍布全球的374个海外基地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维护国际法权威。当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起仲裁时，中国尽管拒绝参与但仍需耗费外交资源应对。这种“规则游戏”使实力不对称的国家获得制度性保护。 更微妙的是道义制高点竞争。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效仿美国对巴拿马或格林纳达的干预模式。这种自我设限，使中小国家获得某种“道德安全垫”。 与陆上14个邻国接壤的地缘格局，使中国面临“众星拱月”式的安全困境。印度在边境挑衅却仍能参加金砖峰会，越南在南海采油同时保持对华贸易顺差，这种复杂局面要求中国必须区别对待不同事态。 更棘手的是历史包袱。中越之间既有边境战争记忆，又有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问题，但经济融合度极高。这种爱恨交织的邻国关系，比简单的敌友划分更难处理。 菲律宾军舰坐滩仁爱礁24年相安无事，近年突然升温背后是美国的“延伸威慑”在起作用。中小国家发现，只要把握好挑衅力度，就能既获得美国安全承诺，又不触发中国军事反应。这种“刀尖跳舞”成为某些国家的生存策略。 更危险的是代理战争风险，乌克兰危机显示，大国博弈可能使小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这种前车之鉴，鼓励某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待价而沽。 中国年均7%的经济增长曾是发展中国家楷模，但“北京共识”面临新挑战。越南学习中国改革开放却避免选边站队，埃塞俄比亚借鉴中国基建模式同时接受西方援助。这种“只学经验不站队”的实用主义，削弱了中国模式的战略吸引力。 更关键的是公共产品供给，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了6000公里铁路，但相比美国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塑，中国尚未建立足以改变中小国家安全计算的保障体系。 中国在洞朗对峙、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危机处理高度专业，但过于克制的宣传策略产生反效果。当印度媒体大肆渲染“解放军伤亡”时，中方的低调回应被误读为软弱。这种信息不对称，使挑衅者低估了中国的反制决心。 更值得反思的是威慑沟通艺术。俄罗斯用“战略核演习”传递红线，美国用“航母战斗群巡航”展示决心，而中国更倾向通过外交渠道私下沟通。这种“安静威慑”在信息爆炸时代容易被忽视。 福建舰航母战斗群的形成、轰-20隐身轰炸机的列装，将根本改变力量投送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战略文化的演变：2024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提出“全域慑战”，显示解放军正在寻求威慑与实战的新平衡。 更深远的是国际秩序变革，随着金砖国家扩容和上合组织功能强化，中国可能通过多边机制建立新的安全规则，使中小国家在制度框架内受到约束。 中国面临的不是实力问题，而是如何将实力转化为可信威慑的战略艺术。从郑和下西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雄而不霸”既是文化基因，也是战略选择。 当世界从“霸权稳定”向“和合共生”转型时，中国能否开创出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具备威慑效力的新模式，将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走向。
